《秘密閣樓的最後秘密》評論：安妮·弗蘭克的背叛者 - 《華爾街日報》

藏匿弗蘭克一家的旋轉書櫃。圖片來源：Photo12/Universal Images Group/Getty Images在阿姆斯特丹躲藏兩年後，15歲的安妮·弗蘭克於1944年8月與姐姐、父母及其他四名猶太人一同被捕。除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外，所有人都在納粹集中營遇難，荷蘭約四分之三（超過10萬）的猶太人口同樣遭此厄運。安妮的少女日記於1947年首次出版，成為大屠殺歷史中最著名、最催人淚下的見證之一。此後湧現了大量關於弗蘭克家族及其荷蘭救助者的文獻，但始終縈繞着一個未解之謎：究竟是誰出賣了藏匿中的弗蘭克一家及其同伴？

《密室最後的秘密》既是對這一謎團的精彩破解，也是研究大屠殺創傷如何代際傳遞的典型案例。該書由比利時記者傑羅恩·德布魯因與約普·範維克-沃斯庫爾合著。德布魯因坦承對安妮的故事終生痴迷；範維克-沃斯庫爾的母親伊麗莎白·“貝普”·沃斯庫爾二十歲出頭時，是弗蘭克家族荷蘭"救助者"中最年輕的一員。兩人相識時德布魯因年僅15歲，最終成為研究夥伴。

以範維克-沃斯庫爾口吻敍述的《密室最後的秘密》，是對二人2015年荷蘭出版、三年後在美國自費出版《安妮·弗蘭克：未被講述的故事》的更新與拓展。本書詳述了敍述者母親（為藏匿者搜尋食物）與外祖父約翰（建造隱藏弗蘭克一家居住的"密室"的旋轉書櫃）的英勇事蹟，同時尖鋭批評了羅斯瑪麗·沙利文2022年著作《安妮·弗蘭克的背叛》中記載的多年"懸案"調查。

由前聯邦調查局特工文斯·潘科克領導的這項調查（作者們參與了合作）得出結論，認為罪魁禍首很可能是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成員、公證人阿諾德·範登伯格。調查引用了一份匿名指控和其他證據，推測他向蓋世太保提供了藏匿猶太人的地址，以換取家人的安全。荷蘭學者認為這一情節牽強，他們的批評導致沙利文的著作在荷蘭停止發行。

德布魯因和範維克-沃斯庫爾先生提出了另一個可能的告密者：範維克-沃斯庫爾先生的姨媽、貝普的妹妹內莉。在佔領期間，當時還是少女的內莉，用作者的話説，“被德國的一切所誘惑”。性格活潑好鬥的內莉有納粹男友，併為德國軍方工作。兩位倖存者——貝普的另一個妹妹迪尼和貝普戰時的未婚夫貝圖斯·胡爾斯曼——證實內莉知道她的親戚在幫助藏匿的猶太人。兩人都回憶説，她曾對其他家庭成員憤怒地説“去找你們的猶太人吧！”——或類似的話。

除了對內莉的指控，《秘密後屋的最後一個秘密》還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家族故事交織的編年史。範維克-沃斯庫爾先生的母親在安妮的日記中被稱作“埃莉”，她與後屋的居民共度了許多時光，尤其與安妮關係親密，後來她給女兒也取了安妮的名字。作者寫道，貝普·沃斯庫爾的“特殊才能”是“能在別人都無法安撫安妮時讓她平靜下來”。

書中巧妙編織的敍述將讀者帶出後屋，揭示了戰時阿姆斯特丹的危險與困苦。它還提醒我們，藏匿的人也會犯錯。他們晚上會出來，在奧托·弗蘭克的公司奧佩克塔的辦公室裏走動，留下粗心大意的存在痕跡。他們白天的爭吵聲常常大到樓下都能聽見。戰後，許多鄰居告訴奧托，他們早就知道藏身之處，令人驚訝的是後屋的居民竟然沒有更早被抓到。

早前的懸案調查人員根據戰後奧托及歐佩克塔公司員工米普·吉斯（另一位荷蘭幫助者，也是當前國家地理系列《微光》的主角）的證詞，排除了內莉的嫌疑。此處提供的關於內莉涉案的證據雖非定論卻極為生動。迪尼描述了一個駭人場景，據稱發生在秘密小屋被捕次日：堅定的反納粹人士約翰在盛怒之下殘忍毆打了女兒內莉。若時間點準確，這一行為暗示他在指責她。迪尼還回憶了後來與貝普的對話，貝普表示懷疑內莉就是告密者。然而內莉的動機仍令人費解——她無疑懷有納粹傾向，舉報猶太人也能獲得賞金，但難道她甘願讓家人面臨被捕甚至更糟的風險？

範維克-沃斯奎爾先生知道母親"因戰時經歷遭受了心理創傷"，卻始終未能完全理解根源。戰後貝普幾乎避談秘密小屋往事，雖與奧托保持親密卻迴避公眾關注，“她渴望某種自我抹除”，書中寫道。1983年臨終前，她囑咐另一個兒子燒燬可能揭露家族秘密的一批信件。“我們永遠無法確知是誰背叛了秘密小屋”，作者們總結道。

範維克-沃斯奎爾先生自身的秘密包括少年時曾救下試圖自殺的精神崩潰母親。更多悲劇接踵而至，舊傷未愈又添新創。因廚房火災毀容的他，後來因父母反對的婚姻與他們疏離。“最終我放他們走了”，他説道。

雙方試圖和解的努力都失敗了。範·維克-沃斯庫伊爾先生未被邀請，錯過了母親的葬禮。道德計算變得複雜，愛被怨恨所遮蔽。《秘密閣樓的最後秘密》既是一部傳記，也是一部偵探小説，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失去母親的兒子的心靈吶喊，同時哀悼並紀念那個在去世前就已失去的母親。

克萊恩女士是《前進》的特約書評人。

刊登於2023年5月8日的印刷版，標題為《誰背叛了安妮·弗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