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貿易外交新格局下，自由貿易與關税退居次席

隨着服務和在線商務的興起，實物商品在全球貿易中的比例已相對減少。圖片來源：勞倫·賈斯蒂斯/彭博新聞社布魯塞爾——就在過去一年裏，拜登政府已與日本、歐盟以及從印度到秘魯的20多個國家就跨境經濟聯繫展開談判。這些討論中通常不包含的術語是：“自由貿易"和"關税”。

歡迎來到貿易協定的新世界。它不再只是削減關税，而是涉及從數字版權到空氣質量、技術和產品標準等一系列其他問題——通常通過政府間協議而非全面條約來協商解決。

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重塑是由經濟潮汐和政治風向的變化所推動的。隨着服務和在線商務的興起，實物商品在全球貿易中的比例已相對減少。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工資和生產成本差距縮小，將注意力轉向了環境法規等間接成本。而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混亂使許多政治家認為舊式自由貿易已成為一項失敗的主張。

自由貿易協定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當時自由市場經濟似乎在蘇聯解體後取得了勝利。1992年，當獨立總統候選人H·羅斯·佩羅警告説，當時提出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將導致美國工作崗位被"巨大的吮吸聲"吸到墨西哥時，海關官員們花費了巨大精力確保跨境產品支付適當的關税。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引發了一系列模仿協議浪潮，大幅削減了數十個國家之間的關税。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以及歐洲共同體從鬆散聯盟轉變為歐盟——一個如今擁有27個成員國和眾多聯繫國的自由貿易區，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90年代美國貿易加權平均關税税率下降了46%。

這一趨勢持續到21世紀初，在奧巴馬政府推動的兩項協議中達到頂峯：旨在連接亞洲和美洲12個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

2016年，抗議者在布魯塞爾集會反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和《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圖片來源：葉平凡/Zuma Press2014年左右，《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在歐洲遭遇強烈反對。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成為兩黨攻擊目標後，該協定實際已名存實亡。特朗普總統上任後的首批舉措之一，就是在協定獲批前讓美國退出這項跨太平洋協議。

雖然這些協定的破裂確實促使各方大幅調整目標，但並不意味着貿易自由化的終結。

在美國之外，各國仍在繼續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但很少有協議能像包含美國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協議那樣具有影響力。《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更長的名稱重生，連接了11個國家（不包括美國）。歐盟則加倍投入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

然而，這些協議日益強調關税以外的問題。美國在國際經濟外交方面也是如此。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最近表示：“2020年代和2030年代的項目與1990年代的項目不同。“華盛頓"有一系列與單純降低關税不同的基本優先事項。”

拜登政府目前正努力為日本和歐盟提供《通脹削減法案》中的清潔能源補貼。與印太地區和美洲的地區協議旨在深化經濟聯繫，連接供應鏈並統一標準，而不涉及關税。這些協議都不需要國會批准。

事實上，擺脱關税的轉變早已開始，部分原因是現在的關税已經很低了。命運多舛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非關税壁壘（NTBs），如法規和行業標準。

拜登總統去年8月在白宮簽署《通脹削減法案》。圖片來源：Drew Angerer/Getty Images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丹·漢密爾頓表示：“我們基本上已經實現了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歐盟商品進入美國的平均關税約為2.5%，而與其他許多市場的關税約為10%，按全球標準來看是較低的。

因此，對貿易潛在影響更大的，是減少那些看似微小的非關税壁壘，比如汽車保險槓設計規則和藥品工廠清潔標準。

削減非關税壁壘的努力早已展開。2011年歐盟與韓國簽署的自貿協定消除了汽車、化工和醫藥領域的壁壘。首爾方面隨後採納了以歐盟法規為藍本的化學品監管制度，為韓國企業打開了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大門。

“即使取消了關税，如果非關税壁壘仍然存在，你可能還是無法進入市場，“歐盟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西涅·拉特索表示，她參與了該協議的談判。

轉向聚焦特定領域的更狹窄協議的一個原因是，自貿協定在政治層面變得過於龐大而難以執行。其中一些新協議是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議，不需要像自貿協定通常要求的那樣獲得國會或其他議會的批准。例如，2008年美國和歐盟達成了雙邊航空安全協議，其核心內容是：我們有不同的法規，但它們同樣有效，因此可以互換。不過，國會對於這種激進方式的爭議意味着該協議擱置了近三年才生效。

即便在自由貿易的公開反對者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也在努力消除非關税壁壘。2017年，美國和歐盟的食品與藥品監管機構簽署了關於藥品活性成分良好生產規範的互認協議。與航空協議類似，這使得雙方監管機構可以將檢查人員從彼此的設施轉移到被認為存在更大潛在風險的市場，如中國和印度。

華盛頓和布魯塞爾還簽署了一項關於保險和再保險行業監管的類似協議。而2020年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貿易舉措之一——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修訂為《美墨加協定》，其核心內容很大程度上圍繞非關税問題展開，包括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以及涉及墨西哥工廠勞工條件和環境的標準。

企業界從這一新路徑中看到了成本節約空間。“隨着監管負擔與日俱增，商界正努力推動更多對話以尋求共識，“美國商會歐洲事務高級副總裁馬喬裏·喬林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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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2023年5月8日印刷版，標題為《關税問題在當代貿易協定中退居次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