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虛假的阿貝·福塔斯類比》

阿貝·福塔斯最近頻頻登上新聞——對於一個1982年就已離世的人來説實屬罕見。在民主黨人和黨派記者發起運動，以"道德"違規為由抹黑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際，《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等媒體紛紛援引1969年福塔斯辭職的案例，暗示他們不認可的大法官或許應該效仿。

但兩者毫無可比性。福塔斯是任人唯親和腐敗的化身：他直接牽涉到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當事人利益衝突，併為一名被調查、起訴並最終定罪的聯邦重罪商人提供法律諮詢。他還長期擔任總統顧問，而該屆政府（如同歷屆政府一樣）多次成為最高法院訴訟當事人。現任大法官中沒有任何人受到過哪怕稍可類比的指控。

1940年代在內政部任職期間，福塔斯經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引薦結識了眾議員林登·約翰遜。後來在1948年參議院初選爭議（該案最終訴至最高法院）中，福塔斯擔任了約翰遜的代理律師。入主白宮後，約翰遜繼續就行政命令起草、種族爭議的法律影響及政治策略等事務徵詢福塔斯意見。1965年約翰遜任命福塔斯進入最高法院後，這位大法官甚至在辦公室安裝了與恩主的專線電話。傳記作家布魯斯·墨菲統計顯示1966年10月至1968年12月間，福塔斯與總統的私下聯繫達254次。

1968年6月，當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宣佈退休時，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名福塔斯接任，卻誤判了這個動盪大選年的政治風向。福塔斯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表現更是雪上加霜——他矢口否認曾向總統提供法律建議或參與政策制定。用傳記作家勞拉·卡爾曼的話説：“他就是在撒謊。“當福塔斯向委員會表示不記得曾向總統推薦人事任命時，約翰遜竟下令白宮幕僚銷燬所有與福塔斯的往來記錄。

這場為期四天的聽證會還披露：美利堅大學1968年夏季聘請福塔斯講授系列課程時，向其支付了1.5萬美元（相當於現今13萬美元，近乎大法官年薪的40%），資金來源於福塔斯前客户及合夥人的私人渠道。儘管這筆酬勞合法，但其來源與金額（相當於其他講師收入的七倍）引發譁然。福塔斯拒絕進一步向委員會解釋，但提名仍獲通過。

儘管民主黨當時以64:36掌控參議院，福塔斯卻在全院表決時遭遇兩黨聯合阻撓。1968年10月1日，終止辯論的動議僅獲45票支持，遠未達到67票的通過門檻。福塔斯由此成為史上首位（也是迄今唯一）因冗長議事規則受阻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即便進入表決程序，他也難以獲得簡單多數支持。約翰遜最終撤回提名。

1969年5月，《生活》雜誌曝出猛料：福塔斯在1965年10月宣誓就職當月，竟與正因證券欺詐接受調查的前客户路易斯·沃爾夫森家族基金會簽訂合約。該基金會承諾每年支付2萬美元換取"未指明內容的法律諮詢”，其中可能包括謀求總統特赦。福塔斯在1968年收取首筆款項，待沃爾夫森被起訴後（該富豪最終獲刑九個月），才於11個月後退款並終止協議。

福塔斯曾否認與沃爾夫森的事務有任何牽連，但在1969年5月15日——文章發表不到兩週、眾議院提交彈劾決議數日後——他選擇了辭職。

後續披露的細節揭示了福塔斯無法繼續留任的原因。1970年沃爾夫森出獄後，他秘密錄下了與福塔斯的對話。這位前大法官試圖阻止對方公開11頁往來信件，其中包括涉及證交會調查的通信，以及沃爾夫森請求福塔斯協助獲取總統特赦的信件。談及後者時沃爾夫森説：“那是我唯一一次向您求助。1969年4月我給您寫過信——您記得嗎？……我説’我現在不能入獄，能否請您設法讓約翰遜總統聯繫尼克松先生爭取特赦’"。

“路易，別向媒體透露這事，“福塔斯回應道，“因為那會顯得非常糟糕。”

對話記錄證實，福塔斯在擔任大法官期間深度參與了為沃爾夫森提供諮詢。他甚至承諾直接向證交會主席斡旋，不過最終似乎並未踐行。

記錄還顯示，1965年7月22日的信件中，沃爾夫森承諾若福塔斯接受林登·約翰遜的最高法院提名，將提供經濟支持。福塔斯曾以財務損失為由表示要拒絕提名，但六天後仍接受了任命。當時福塔斯已意識到其行為不當——他與沃爾夫森的關係會被解讀為：“你資助我基金會職位不過是掩飾，實質是我在法定薪資外收取你的酬謝。明白嗎？這性質非常惡劣。”

事實如此。福塔斯大法官的辭職並非基於一系列假設，而是因為財務利益衝突問題，即便在其黨派支持者中也難以自圓其説。他的倒台源於貪婪與傲慢，遠非簡單的信息披露失誤可比。這與過去一個月針對現任大法官的那些污衊、影射及充滿錯誤與瑣碎的報道有着天壤之別。

夏皮羅先生是曼哈頓研究所憲法研究主任，著有《最高法院的混亂：司法提名與美國最高法庭的政治》。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的朋友凱西·克勞是曼哈頓研究所理事。

1967年10月23日的阿貝·福塔斯大法官。圖片來源：美聯社刊載於2023年5月11日印刷版，標題為《錯誤的阿貝·福塔斯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