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約並非唯一風險——《華爾街日報》
Tomas J. Philipson
上週的債務上限談判引發了關於聯邦政府若違約將帶來何種後果的嚴重警告。但即便未發生違約,債務談判本身已造成巨大破壞——這已成為一種頑固模式:政府以增強穩定性為名,持續製造着擾亂市場的重大風險。
市場已反映出違約風險。當前信用違約互換價格已超過2011年政府債務評級遭下調時的水平。6月"X日期"到期的短期國庫券被大幅折價,收益率突破6%。唐納德·特朗普建議立法者將違約作為可信威脅(而非不可信威脅)用於談判,可能加劇這種效應。即便最終避免違約,這些風險仍將增加納税人的債務融資成本。
儘管美國尚無聯邦債務違約先例,但違約風險衝擊市場的教訓歷歷在目。2011年8月美國信用評級從AAA降至AA+時,對實體經濟與資產市場均產生重大影響:標普500指數在降級後首個交易日暴跌6.7%,整個事件期間累計下跌16%;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挫約10%;降級當月美國就業零增長,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1980年以來最低。市場將迫使政客採取行動的普遍預期意味着,即便躲過違約仍需付出巨大代價。更令人擔憂的是,白宮聲稱可能繞過國會授權借款,這表明官員們對非違約狀態下仍存在的持久市場風險毫無覺察。
當前的違約風險源於華盛頓對經濟和金融市場施加的一系列無休止的重大風險。通貨膨脹導致實體與金融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隨後美聯儲在信貸市場價格調控時機與規模上的不確定性又引發了利率波動,進而導致銀行倒閉及信貸市場進一步動盪。試想,若政府沒有以"維護市場穩定"為名投下這些炸彈,市場本該多麼平靜且高效運轉。與2008年因私營部門對抵押貸款證券定價失誤引發的危機不同,近期的金融危機完全是政府一手製造的。
若不遏制支出增長,未來必將爆發更多違約危機。正如撒切爾夫人所言,借用他人錢財終有窮盡之時。因此,六月份避免違約的另一個風險是:這隻會導致未來付出更慘重的違約代價。目前尚不清楚,在削減未來支出的前提下對較小規模債務實施違約,其後果是否比未來債務雪球滾大後再違約更為嚴重。
政策制定者面臨這場危機,正是因為他們打造的政府機構已龐大到需要子孫後代來買單。民主黨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加税進一步擴大政府規模,而共和黨則選擇通過削減支出來縮減政府。共和黨人不得不謹慎提出訴求——若延續過去趨勢,他們在約佔預算25%的可自由支配支出上提議的削減,很快會被福利和國防開支的增長所吞噬。換言之,在聯邦支出佔GDP25%的背景下,針對100%的債務GDP比,他們追求的不過是GDP佔比6%的預算小幅削減。
如果説過去幾年教會了我們什麼,那就是世界各國政府實施的許多破壞性活動對其經濟非常有害。私營部門只能盡其所能來應對這些政府風險。違約帶來的風險只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無論違約是否實際發生,它都將具有破壞性。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菲利普森先生曾在2017-20年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並在2019-20年擔任其主席。
5月9日,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在白宮聽取拜登總統講話。圖片來源:埃文·武奇/美聯社刊登於2023年5月16日印刷版,標題為《違約並非唯一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