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拯救納粹集中營音樂的人

到1980年，亞歷山大·庫利謝維奇位於克拉科夫的小公寓裏已堆滿了約7萬頁手稿、信件、歌詞、日記、詩歌、素描、照片、地圖、回憶錄和樂譜。每一份文件都以某種方式涉及他痴迷數十年的主題：納粹集中營中的音樂。

這種痴迷始於四十年前的1940年，當時21歲的庫利謝維奇作為政治犯被關進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某天夜裏，他和一名波蘭同胞潛入關押猶太囚犯的39號營房，震驚地發現約25人組成的合唱團正在練聲。當他們開唱時，他再次被震撼：儘管無人受過專業訓練，但他們的音樂異常精妙。

隨後數月，庫利謝維奇與這個秘密猶太合唱團的發起人羅茲貝里·達古託結下深厚友誼。達古託原名莫什·羅森伯格，生於波蘭什倫斯克，大半生都在柏林作為左翼指揮家為工人階級普及音樂。1939年9月初被驅逐至薩克森豪森後，他堅持組建猶太合唱團。面對庫利謝維奇"為何冒此巨大風險"的疑問，他答道：“我無法眼睜睜看着這些人至死未曾合唱就離去，那將是背叛。”

1942年夏，達古託託付庫利謝維奇一項使命：保存薩克森豪森的音樂遺產。集中營裏各背景的囚犯都藉助音樂療愈創傷、尋求慰藉並暗中抗爭。半公開或秘密的演出十分普遍。庫利謝維奇本人已成為高產的集中營作曲者和表演者。達古託堅信，這些音樂是歷史的見證，必須留存後世。

幾個月後，即1942年10月，黨衞軍將達古託送往達豪集中營，隨後又轉至奧斯維辛，他在那裏遇害。戰爭餘下的歲月裏，庫利謝維奇竭盡所能地記憶音樂。到1945年5月初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倖存者獲釋時，他已將數百頁集中營音樂深深刻入腦海，包括自己創作的54部作品和達古託為歐洲猶太人所作的輓歌《猶太死亡之歌》。

在戰後的波蘭，當大多數同胞試圖走出戰爭陰影時，庫利謝維奇卻不斷被拉回那段歷史。從1940年代末開始，他收集有關紀念集中營音樂會的剪報。1956年，他在共產黨政府的中央新聞辦公室謀得職位，這使他能在波蘭境內自由旅行。每到一個新城鎮，他都會尋找當地集中營倖存者協會，希望能瞭解他們記憶中的任何音樂。

庫利謝維奇還與波蘭國內外數百名倖存者保持聯繫，向他們發送關於集中營音樂的調查問卷。他與學者和研究人員合作，尤其是東德的專家，每當發現感興趣的報刊文章，他都會剪下來收入眾多文件夾中。

當庫利謝維奇不在收集資料時，他就在各地巡演。1960年代中期，他開始在博洛尼亞、慕尼黑等城市登台，演唱自己和其他人在薩克森豪森創作的歌曲。他的巡演與研究很快交織在一起，使他得以採訪遍佈歐洲的集中營倖存者。

他採訪的人越多，就越清晰地認識到，整個納粹集中營系統中的被驅逐者都像他和達古託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那樣，藉助音樂來應對困境並生存下來。在奧斯威辛-比克瑙、布痕瓦爾德、弗洛森堡、馬伊達內克和達豪等集中營，囚犯們聚集在一起分享音樂和詩歌。一些囚犯創作了原創樂譜，從流行歌曲到古典或現代音樂，許多作品具有真正的藝術價值。其他人則為熟記於心的旋律填上新詞。

庫利謝維奇在11個國家的至少90個場所演出過，包括在美國的兩次演出。報紙稱他為“集中營的吟遊詩人”和“歐洲的歌唱良知”。然而，隨着20世紀70年代末的到來，健康狀況不佳使他的旅行變得艱難，他的名聲迅速消退。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他試圖為自己的檔案找到一個永久的歸宿，但他聯繫的所有機構都拒絕了他。他擔心自己死後，甚至會有親戚將整個檔案當作垃圾處理。

1982年庫利謝維奇去世後，波蘭的奧斯威辛-比克瑙紀念博物館同意接收他的檔案，但只是暫時的。1989年，新成立的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距離其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正式開放還有數年時間）接到消息，稱一批可能具有重要價值的檔案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前囚犯營房中積灰。同年內，博物館安排將這批檔案運往華盛頓。

如今，曾經掛滿庫利謝維奇公寓牆壁的數千份文件被收藏於該博物館位於馬里蘭州鮑伊的研究中心。它們構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納粹集中營音樂及音樂創作檔案之一，證明了音樂曾是每個囚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好壞。

1970年代末，庫利謝維奇在他位於克拉科夫的公寓中與他的檔案。照片：由剋日什托夫·庫利謝維奇提供正如庫利謝維奇所記錄的，納粹黨衞軍利用音樂來使囚犯疲憊、羞辱和崩潰。囚犯們在往返工作地點或進行折磨性的體力活動時，被迫唱起歡快的德國民歌。集中營的樂隊被命令在懲罰和處決時演奏。

然而，音樂也能將人們從沮喪和絕望中暫時提升出來，哪怕只有片刻。囚犯們組成了合唱團、絃樂四重奏、口琴隊，併為他們的同伴表演，有時冒着極大的風險。一位名叫博赫丹·羅薩的囚犯在薩克森豪森參加了一個秘密絃樂四重奏的演出。他後來寫道：“聽了前幾個音符後，我以為自己發燒了。我的背上一陣冷一陣熱。就像一場夢。”

本文改編自艾爾先生的新書《歌唱，記憶：拯救納粹集中營音樂的非凡人物故事》，該書將於5月23日由W.W.諾頓出版社出版。

刊登於2023年5月20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拯救納粹集中營音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