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評論：成長之路多艱辛——《華爾街日報》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每一代人都責怪上一代，“邁克+機械工樂隊在他們1988年登頂排行榜的歌曲《活着的歲月》中這樣唱道。這話有一定道理。同樣真實的是，每一代人都不由自主地責怪下一代。他們懶惰。他們不懂穿衣打扮。他們説着奇怪的俚語。他們從沒聽説過像邁克+機械工這樣的樂隊。

在美國，幾代人似乎陷入了一場低強度的永久戰爭：嬰兒潮一代對陣沉默一代，X世代對陣Z世代，千禧一代對陣所有人。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瓊·特温奇想要斡旋停火。她把促進這些被她比作"爭吵的兄弟姐妹"的世代之間的和平與理解作為自己的使命。在《i世代》（2017年）和《我世代》（2006年）等書中，她追蹤了代溝的發展，並盡力彌合它們。“我們越瞭解不同世代的觀點，“她寫道，“就越容易看到我們其實同舟共濟。”

但真的如此嗎？一個古老的理論認為，每一代人通過"在易受影響的年齡經歷重大事件”（特温奇女士在其新書《世代》中的表述）形成羣體特徵。大蕭條的匱乏和二戰的國家犧牲給1925-45年出生的沉默一代注入了追求穩定節儉生活的動力。嬰兒潮一代（1946-64年）的理想主義是1960年代青年文化和民權運動劃時代成就的產物。冷戰的結束賦予了X世代（1965-79年）漫不經心的自信。9·11事件和2007-09年金融危機塑造了千禧一代（1980-94年）普遍的宿命論。Z世代（1995-2012年）的性格尚未完全定型，但疫情和數字媒體籠罩着他們的一切行為。

特温格女士並不認同這一理論。“歷史不僅僅是一系列事件，”她寫道，“它也是文化的潮起潮落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技術、態度、信仰、行為規範、多樣性、偏見、時間利用、教育、家庭規模、離婚。”她有自己的理論：技術變革是代際差異的主要驅動力。她指出，與戰爭、流行病和經濟週期不同，“技術變革是線性的。”它朝着越來越複雜和便利的方向發展。它有力量改變一切，使我們的生活“與過去幾十年的人們的生活截然不同。”

她所説的“技術”不僅僅指微芯片和衞星。她指的是從空調到衞生設施、從避孕措施到建築的一切。她寫道，技術的逐步發展塑造了我們，主要是通過推動我們走向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特温格女士稱之為“個人主義”——以及“更慢的生活軌跡”。每一代人都比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享有“更長的壽命和更少的苦差事”的特權。

“慢生活”理論可能比其他任何理論都更能解釋代際之間的摩擦。嬰兒潮一代和X世代很難理解為什麼千禧一代和Z世代如此熱情地拒絕長大。特温格女士的解釋是，技術已經安排好了，他們不必這樣做。年輕人可以推遲教育、職業、婚姻和育兒，而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卻不能。節省勞力的設備和更長的壽命給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無價的時間禮物”。為什麼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用它來看貓視頻和拍攝自己跳舞，這是生活中最大的謎團之一。

《世代》是一本不帶論戰色彩、數據詳實的書籍，充滿了關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成為現在這樣的迷人觀察。其中也有一些令人費解的現象：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人比20世紀初其他年代出生的人心理健康狀況更好，自殺率更低。在1952年的普通一年級班級裏，你至少會找到一個叫吉米的男孩。近四分之一的Z世代女性認為自己是雙性戀。

特別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特温格女士拆解了千禧一代經常聲稱他們在人生類似階段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做得更差的説法。特温格女士寫道，關於30多歲的千禧一代“在經濟上被坑了”的論點“被當作近乎福音”，但這主要是基於“過時的統計數據，通常來自2010年代初，當時經濟仍在大衰退後的復甦階段。”特温格女士有新的數據，這些數據顯示的與憂鬱的千禧一代通常描繪的黯淡圖景相反。“到2019年，千禧一代當家的家庭實際上比沉默一代、嬰兒潮一代和X一代在同齡時賺得更多——是的，這是在數據經過通貨膨脹調整之後。”

如果千禧一代認為他們比其他世代更窮，那他們得怪自己沉迷於慢生活習慣了。許多千禧一代在20多歲時沒有去找工作和結婚，而是吃牛油果吐司，在研究生院漫無目的地學習，並在零工經濟中工作。總的來説，這些選擇導致了一種世代經濟潰敗的觀感。這種觀感當然被推特上的誇張言論所助長，但社交媒體並不是社會科學。

特温吉女士允許讀者先跳讀到關於他們自己世代的章節。我這樣做了，可以確認作者雖然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但並非象牙塔裏的精英主義者。她對數據的侷限性有着人文主義的理解，數據永遠無法講述完整的故事。“對於X世代來説，沒有什麼比周六早上醒來，倒一碗船長脆麥片，然後坐下來看週六早間動畫片更美好的事了。“現在的孩子們可能無法理解。

軒尼詩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特稿副主編，也是《X世代的零點時刻：最後一屆成年人如何從千禧一代手中拯救美國》的作者。

刊登於2023年5月22日印刷版，標題為《成長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