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女孩》評論:被遺落的朋友——《華爾街日報》
Barbara Spindel
達西·布朗納(左)與本文作者。圖片來源:作者本人當記者莫妮卡·波茨接觸到一項揭示美國低學歷白人預期壽命急劇下降的研究時,她回到了自己經濟蕭條的家鄉——阿肯色州克林頓市進行調查。她尤其想了解白人女性中年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但很快將目光聚焦在一個特定對象身上:她兒時最好的朋友達西·布朗納。
高中畢業後的歲月裏,波茨先後就讀於布林莫爾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碩士專業,併成為一名成功的記者(目前她在FiveThirtyEight網站負責政治報道)。而布朗納則未能完成高中學業,染上了甲基苯丙胺和美沙酮毒癮,在監獄和戒毒所進進出出,她的兩個孩子由母親和繼父撫養長大。
在波茨這部清醒而温柔的處女作《被遺忘的女孩》中,核心問題是:為何兩個同樣聰明、雄心勃勃且決心逃離凋敝家鄉的女孩,最終一個成功一個失敗?作者希望通過追溯兩人的人生分岔路,來闡釋預期壽命下降現象——這種現象被普遍歸因於自殺、藥物過量和酒精相關死亡,即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在2015年研究死亡率上升時提出的"絕望性死亡"。雖然布朗納尚未成為這類悲劇統計數字(她的生活更接近於持續的絕望狀態),但波茨不禁思考:朋友屢次試圖扭轉人生的努力,是否"只是推遲了不可避免的結局"。
波茨女士非常適合向外界解釋她那個與世隔絕的故鄉。她與歐扎克山麓的社區保持着緊密聯繫,而且她並非只是走馬觀花地為寫書做報道:2017年,她離開了華盛頓特區的郊區,永久搬回了那裏。那裏的人們信任她,對她坦誠相待。這些人不僅包括布朗納女士,還有80年代和90年代的其他朋友,以及他們的父母和以前的老師。
正如副標題《美國鄉村友誼與失落承諾的回憶錄》所示,這本書既是作者的親身經歷,也是一篇報道。波茨女士藉助她青少年時期的日記(她也獲准查閲布朗納女士的日記)重現了往事,並反思了自己可能在哪些方面辜負了朋友。“當我開始調查達西這樣的女性遭遇時,”她寫道,“我沒想到這段旅程會變得如此個人化和情感化。”
儘管《被遺忘的女孩們》簡要提及了克林頓市藍領工作機會的消失和市中心商業區的荒廢等更大的社會力量,但敍述的核心仍是兩位女性的個人經歷。讀者可能會覺得,為什麼一個女孩長大後成功了,而另一個卻失敗了,這個謎題的答案其實顯而易見:波茨女士雖然和布朗納女士一樣貧窮,但她來自一個相對穩定、重視教育的家庭。
儘管作者不願指責布朗納女士的母親和繼父,但無論如何定義,他們的養育方式都顯得過於寬鬆。布朗納女士的家裏有一個可以直接通往街道的娛樂室,用作者的話説,她和哥哥把它變成了“一個24小時開放的青少年俱樂部,裏面有酒,後來還有毒品。”事實上,冰毒比酒精更容易獲得。
在一個沒什麼娛樂活動的小鎮,聰明的孩子們在學校課業上難以受到挑戰,布朗納女士在青少年早期就開始酗酒吸毒;14歲就有了性行為,16歲便基本與男友同居。波茨女士對鎮上佔主流的福音派教會持批評態度,這些教會強調首要的是相信上帝的安排。她認為,這鼓勵人們放棄對自己生活的掌控。布朗納的母親似乎只是女兒逐漸墮落的旁觀者。當波茨女士問她如何處理問題時,她回答説:“哦,你知道的,我只是把它交給上帝。”
另一方面,波茨女士嚴格的父母奉行親力親為的育兒理念,努力讓孩子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隨着兩位朋友開始疏遠,布朗納女士繼續從事危險行為,波茨女士回憶道:“為什麼她不明白離開家鄉需要我們全力以赴,她不能把精力浪費在不能推動她前進的事情上?”
作者還承認受益於一系列幸運的偶然事件。收到紐約市巴納德學院高中暑期項目的宣傳冊,讓她走上了去外州上大學的特殊道路。“直到我申請那些學校並自己收到錄取通知時,我才發現富裕、私立、精英學校經常為低收入學生提供鉅額經濟援助,“她指出。與此同時,布朗納女士彷彿生活在一個更早的世紀,她印象中如果上大學,唯一的選擇就是去附近的學校,然後回到克林頓,成為一名教師。波茨女士與她以前的高中學生交談後,沮喪地得出結論:缺乏對成年生活可能性的瞭解仍然是下一代面臨的障礙。
儘管家鄉的人們認為她住在紐約和華盛頓很可怕,但作者指出,“發生在我或達西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裏,離我們出生地只有幾英里遠。”她的書並未提供她所稱的美國農村“絕望循環”的解決方案,但可以想象波茨女士會留在阿肯色州——她稱之為“一個充滿挑戰、令人困惑又美麗的靈感源泉”——並通過傳播這樣的信息帶來一些微小改變:有各種大學的獎學金可申請,有廣闊的世界可以去看,你甚至可以再次回家。
斯賓德爾女士的書評發表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舊金山紀事報》等媒體上。
刊登於2023年5月23日印刷版,標題為《被留下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