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選民：讓警察做警察該做的事——《華爾街日報》

費城市長候選人謝麗爾·帕克上月於WPVI電視台演播室。圖片來源：馬特·魯爾克/美聯社在經歷暴力時代後，費城選民摒棄了激進左派失敗血腥的政治承諾，提名了兩位誓言恢復公共安全的市長候選人。

由於民主黨在選民登記中佔據絕對優勢，最有可能勝出的是民主黨市長候選人謝麗爾·帕克，她曾任市議員和州議員。在週一的新聞發佈會上，她談及"恢復警力編制"的目標，表示"這意味着動用一切手段確保警員在崗履職"。

她還主張讓警方依法行使職權。請注意這位民主黨人的表態——帕克不僅主張增加警力撥款，更要求獲得撥款後警方必須強力執法。上週初選的勝利表明選民支持她的主張。

《華爾街日報》記者斯科特·卡爾弗特上週指出：

作為民調領先集團中唯一的黑人候選人，帕克獲得最多黑人選民支持。她對警方"攔截盤查"的執法方式持肯定態度。自2011年以來，因涉嫌執法不當，費城警方該做法一直受司法監督。

在近期電台採訪中她表示：“我不支持違憲的攔截盤查，但符合憲法的必須支持。這是執法工具，我對此毫不避諱。“作為10歲黑人男孩的母親，她承認種族定性確實存在，但強調：“我絕不允許有人以偏概全，將所有冒着生命危險保護費城市民的警務人員一概而論。”

帕克女士在捍衞法律與秩序方面毫不妥協，並認識到可以在不犧牲基本自由的情況下保護潛在受害者，這值得稱讚。康奈爾法學院的網站明確指出：

攔截與拍身搜查指的是警方對嫌疑人進行的短暫非侵入性攔截。根據第四修正案，警方在攔截嫌疑人之前必須有合理懷疑該嫌疑人已經、正在或即將實施犯罪。如果警方合理懷疑嫌疑人攜帶武器並具有危險性，可以對嫌疑人進行拍身搜查，即快速拍打其外衣。這種搜查也被稱為“特里攔截”，源自最高法院案例特里訴俄亥俄州案，392 U.S. 1 (1968)。

2013年，本專欄作者曾與當時的紐約市警察局局長雷·凱利討論過這一問題：

什麼行為算可疑？凱利先生提到“窺探車輛或尾隨他人”，或幾個年輕人在雜貨店臨近關門時在店外等候，或在自動取款機附近的陰影處站立。

據凱利先生描述，當警官觀察到此類行為時，可以上前詢問人們“他們的來意，他們在做什麼”……如果警官隨後感到受到威脅，可以對潛在嫌疑人進行“有限的拍身搜查”。如果警官感覺到可能是武器的物品，可以進行“全面搜查”。

費城選民明確表示，他們希望讓警察迴歸執法者角色。在共和黨方面，市長候選人大衞·歐曾任檢察官。而民主黨初選結果表明，這座城市或許終於準備好應對這個黑暗時代最突出的悲劇——兇殺案激增問題。

聯邦基金會研究員珍妮弗·斯特凡諾[今日在《費城問詢報》撰文指出](https://www.inquirer.com/opinion/cherelle-parker-philadelphia-mayor-black-voters-socialism-centrism-20230522.html?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co&utm_campaign=Daily News Twitter Account&cid=Daily News Twitter Account)：

非裔選民，尤其是低收入社區的選民，將謝麗爾·帕克推上了費城市長民主黨初選的勝利寶座。《問詢報》分析顯示，非裔佔多數的選區為帕克貢獻了近56%的選票…

…費城兩位廣受歡迎的前市長邁克爾·納特和約翰·斯特里特均未支持她，反而力挺更傾向黨內進步派的麗貝卡·萊因哈特——儘管萊因哈特的社會主義傾向不及獲得伯尼·桑德斯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背書的候選人海倫·吉姆。

萊因哈特與吉姆的競選主張深得自由派富裕白人精英青睞，該羣體74%的選票投給了二者。在近年選舉中，自由派富裕白人似乎日益傾向社會主義候選人，或許因為社會主義體制下最大受益者往往正是他們。

根據最近的調查，黑人選民通常受到不同因素的驅動。凱撒家庭基金會與TheGrio在202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許多黑人選民最關心的是經濟機會、子女更好的生活以及增加街頭警力。只有17%的受訪黑人選民希望削減警察經費。在費城，倫菲斯特新聞研究所與SSRS的聯合民調顯示，近75%的黑人受訪者認為該市需要更多警察。

確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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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本自由

如果政客們能像大多數警察日常執法那樣謹慎對待憲法權利，新冠疫情恐慌時期在各方面造成的損失本可以小得多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尼爾·戈薩奇指出：

自2020年3月以來，我們可能經歷了這個國家和平時期對公民自由最嚴重的侵犯。各地行政官員發佈了規模驚人的緊急法令。州長和地方官員實施封鎖令，強迫人們待在家中。他們關閉了企業和學校，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他們在允許賭場等受青睞的行業繼續營業的同時，卻關閉了教堂。他們不僅以民事處罰相威脅，還動用刑事制裁手段。他們監視教堂停車場，記錄車牌號，併發布通知警告稱，即便參加完全符合州社交距離和衞生要求的户外宗教活動，也可能構成犯罪行為。他們將城市和社區劃分為不同顏色的區域，迫使民眾在緊急時間表內通過法庭爭取自由，而後又在即將敗訴時更改顏色分區方案。

聯邦行政官員也參與其中。不僅通過緊急移民法令，他們還動用公共衞生機構在全國範圍內規範房東與租户關係，利用職業安全機構對大多數美國工人實施疫苗接種強制令。他們威脅解僱不服從的員工，並警告拒絕接種疫苗的軍人可能面臨不榮譽退役和監禁。在此過程中，聯邦官員似乎還施壓社交媒體公司，要求壓制那些與官方防疫政策相左的信息。

當行政官員以驚人速度發佈新緊急法令時，通常負責立法的州議會和國會卻大多保持沉默。本應捍衞自由的法院僅處理了部分權利侵害案件，遠未覆蓋全部…

這段歷史無疑能帶來諸多啓示，亟需認真研究。其中一個教訓或許是：恐懼與安全需求是強大的驅動力。它們會催生行動訴求——幾乎任何行動——只要有人出面應對感知到的危機。那些宣稱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領袖或專家，只要我們對其言聽計從，就會成為難以抗拒的力量。我們不必面對刺刀威脅，只需輕輕一推，就會心甘情願地放棄由立法代表制定法律的基本準則，接受法令統治。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默許諸多珍貴公民自由的喪失——自由禮拜的權利、無審查討論公共政策的權利、與親友相聚的權利，乃至簡單的離家自由。我們甚至可能為那些要求我們無視正常立法程序、放棄個人自由的人喝彩。這並非新鮮事，古人早已警示：面對恐懼時，民主可能滑向專制。

但或許我們還學到了另一個教訓。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可能效率高且有時受歡迎，但這並不利於健全的政府運作。無論一個人或他的顧問團隊多麼睿智，都無法替代立法過程中汲取的美國人民集體智慧。那些不容批評者參與做出的決定，很少能比經過充分且無審查辯論後產生的決策更優。倉促宣佈的決定，也很少比深思熟慮後的決策更明智。

少數人作出的決策常會產生意外後果，而廣泛徵求意見或可避免。專制政體始終受困於這些弊端…以無限期緊急法令統治，終將使我們只剩下民主的空殼，公民自由也徒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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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里曼是《借來的時間：花旗銀行兩世紀興衰與救贖》的合著者，也是《代價：特朗普、中國與美國復興》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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