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百歲之際縱覽世界風雲 - 《華爾街日報》

紐約

八年——這就是亨利·基辛格擔任公職的全部時間。從1969年1月到1977年1月，基辛格先生先後擔任理查德·尼克松和傑拉爾德·福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並同時兼任這兩個職務超過兩年。當他53歲從霧谷辦公室清空辦公桌為賽勒斯·萬斯讓路時，此後的45年裏，他作為戰略關係顧問為世界各國政府工作，並無可爭議地鞏固了其聲譽——這一聲譽最初源於1972年他協助推動美國對華開放——成為全球秩序領域的卓越哲學家，以及他那個時代最具獨創性、博學且務實的政治家。

基辛格先生本週六將迎來百歲壽辰，而他畢生致力於匡正世界的熱忱依然旺盛。在他生日前四天，我在他的辦公室與他見面，他迅速展現的不僅是個人魅力，還有作為外交家的機敏。“你從沒來我辦公室拜訪過”，他略帶責備地説道，提醒我三年前在一位共同友人家中共進晚餐時他曾發出邀請——那是我此前唯一一次與基辛格先生會面。當時我以為那不過是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對陌生人的客套。

那次晚宴還有查爾斯·希爾在場，他曾是基辛格的演講稿撰寫人，後來成為另一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的高級顧問。提及2021年逝世的希爾，基辛格隨即對同樣活到百歲並於同年去世的舒爾茨發表看法：“他的國際事務處理方式與我的’實在不同’"，基辛格説，“他關注經濟動因，而我更關注相關各方的歷史與道德動因。”

基辛格審視當今世界時，看到的是一片"混亂”。他表示，幾乎所有"大國都在重新思考自身根本定位。多數國家缺乏內在方向，正處於變革或適應新環境的進程中"——他指的是被中美競爭撕裂的世界格局。印度等大國以及眾多"從屬國家"，“對於自身想在國際舞台實現的目標缺乏明確主張”。這些國家在糾結是否應該"修正"超級大國的行為（基辛格強調自己厭惡這個詞彙），還是爭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自1956年"蘇伊士干預行動慘敗"以來，部分大國始終深陷這種戰略抉擇。英國此後與美國保持緊密合作，而法國則選擇了戰略自主，但這種自主"在涉及全球均勢的問題上仍與美國緊密相連"。

法國堅持自主制定全球政策的主張，導致馬克龍總統近期訪華行程引發爭議。儘管批評者指責其討好中國，基辛格卻視之為法國戰略自主的典型案例：“原則上，若需制定西方政策，你自然希望盟友只詢問能為你方目標作何貢獻。但國家形成的歷史軌跡並非如此，因此我理解馬克龍的做法。”

對於馬克龍從北京歸來後呼籲歐洲"不應只做美國追隨者"的言論，基辛格並不介懷。他"不會從字面理解這句話"，並強調"我並非法國政策的辯護者"。他似乎將馬克龍的言論歸因於文化特質：“法國式討論旨在讓對手意識到其愚蠢。英國人試圖將你納入他們的思維框架來説服你，而法國人則要讓你承認自身思維的缺陷。”

那麼什麼是美國方式？以現實政治著稱的基辛格説：“美國對自身的看法是正義的。我們相信自己無私，認為自己沒有純粹的國家目標，還認為我們的國家目標在外交政策中實現得如此艱難，以至於當我們通過討論將其暴露於修改之中時，就會對反對者產生怨恨。“因此，“我們期望自己的觀點佔上風，不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智力超羣，而是我們認為這些觀點本身就應該占主導地位。這是一種強烈的道德感與強大力量相結合的表現。但這通常不會被當作一種權力立場提出來。”

當被問及美國這種對固有無私的宣稱是否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共鳴時，基辛格迅速回答：“不，當然不會。“習近平會買賬嗎？“不，絕對不會。這是我們之間的固有差異。“習近平在全球範圍內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都更強大，而且他在"過去兩任美國總統任內"面對的是"想從中國榨取讓步並宣佈這些讓步"的人。在基辛格看來，這是非常錯誤的做法：“我認為，外交藝術在於將與中國的關係表現為一種共同關切，在這種關係中達成協議是因為雙方都認為這對自身最有利。這是我推崇的外交技巧。”

在他看來，喬·拜登的對華政策並不比唐納德·特朗普的好：“非常相似。政策就是將中國宣佈為對手，然後從這個對手那裏榨取我們認為能阻止其實現稱霸野心的讓步。”

基辛格先生不將中國視為對手嗎？他措辭謹慎。“我認為中國憑藉其代表的力量，是一個危險的潛在對手。“他特別強調了這個限定詞。“我認為可能會發生衝突。我們有兩個具有全球歷史觀但文化不同的社會相互對抗。”

基辛格先生將自己的觀點與"其他人"的觀點進行了對比，後者"從永久敵對的假設出發，因此認為必須在每一個出現的問題上同時對抗中國。“基辛格先生認為，“兩次世界大戰應該教會我們，即使使用常規技術，付出的代價也與大多數可實現的目標不成比例。“但有了現代武器，以及"通過網絡和生物技術在每個社會內部發展侵入對方領土的能力，這種戰爭將摧毀文明。”

為了防止與中國發生戰爭，美國需要避免盲目對抗，轉而尋求對話。“現在最重要的對話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對話，他們同意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危險的能力，並將以這樣的方式執行政策，以減少與他們的軍事衝突。”

這聽起來很像基辛格先生開創的冷戰政策——緩和。“在美國方面，“他説，“危險在於，在這樣的討論中，人們會認為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處於永久和平狀態，可以裁軍——從而變得軟弱。”

“相反路線”的危險在於“偏差會導致全面戰爭。我應該是個現實主義者。這是我基於現實的信念。”基辛格表示，曾協助他撰寫《世界秩序》（2014年）的查爾斯·希爾會認為中國立場“無可救藥。但我説，即便真是如此，我們也應窮盡一切非綏靖的替代方案後再進入衝突狀態。因此這不是綏靖主義學説。”

當被問及美國可能期待中國做出哪些讓步時，基辛格予以婉拒。“我現在不會指出他們應改變哪些立場。坦白説我不這麼看待問題。”他承認我們在南海存在“問題”，“我會考慮能否在‘海洋自由’原則框架內找到解決方案。若不能，對抗將不可避免。”

他將台灣稱為“無解難題”，認為“除時間外別無解法”。因此他“樂見某種維持現狀的方案，比如雙方承諾在若干年內不相互威脅，或限制針對彼此的軍事部署”。但需“謹慎措辭，避免明言將台灣視為國家。這些是可能——非必然——達成的目標。”基辛格認為習近平會接受此類磋商，但“若以‘中方須在十個領域展現進展才能換取美方回報’為前提，則必然失敗”。

談及中國野心時，他面無表情地説：“我不認為他們渴望向全球傳播中國文化。”中國追求的是“安全”而非世界霸權，但確實志在成為亞洲主導力量。印度和日本會接受嗎？“最理想的狀態，”基辛格説，“是中國實力顯著增強，使這一結果順理成章地發生。”他預言日本將因此“發展自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間可能在“三、五或七年內”。“我並非鼓吹此事，”他強調，“報道中請務必明確這點。我只是提供分析。”

自由世界依賴於美國的領導——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如此。但基辛格先生感到擔憂。他在評價美國時表示：“我們缺乏宏大的戰略視野，因此每個戰略決策都必須從政治體系中艱難產生，而這個體系本身並不擅長從戰略層面思考問題。“當美國確實制定戰略時，往往"基於過度延伸的道德原則來實施，然後我們又以同等效力將這些原則套用於世界上所有國家。”

美國有其優勢。當面臨挑戰時，“調動資源應對挑戰相對容易”。但威脅往往"被解讀為實體衝突。因此在衝突臨近前，動員行動更為困難。相較於同類國家，美國更難基於評估和推測採取行動。”

不過基辛格先生確實認為拜登政府"在許多方面"是正確的。“我支持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他説，“從我的視角看，烏克蘭戰爭已經獲勝——就阻止俄羅斯攻擊歐洲盟國這一目標而言。類似情況極不可能重演。“但"俄羅斯仍可能產生其他威脅。在結束戰爭的同時，我們應記住俄羅斯數百年來都是該地區的重要影響力量，始終陷於對歐洲既嚮往又自卑、既崇拜又恐懼的矛盾心理中。“他指出這種矛盾心理正是戰爭的根源：“我認為提議讓烏克蘭加入北約是個嚴重錯誤，並導致了這場戰爭。但戰爭的規模和性質具有俄羅斯特色，我們堅決抵抗是完全正確的。”

他現在認為，烏克蘭——“如今歐洲武裝最精良的國家”——應當加入北約。“我處於一個諷刺的境地：當年反對其加入時我孤軍奮戰，如今支持其加入時我依然近乎孤立無援。“他希望戰爭結束的條件包括歸還烏克蘭全部領土，但存在爭議的克里米亞除外。“對俄羅斯而言，失去歷史上從未屬於烏克蘭的塞瓦斯托波爾將是如此屈辱，可能導致國家分崩離析。我認為這對戰後的世界格局並非好事。”

基辛格明確表示他信奉"美國治下的和平”，堅信必須"捍衞對美國和民主制度存續至關重要的全球區域”。但"在政治上執行這一理念的能力”，他説，“已急劇下降，這是我們當前的首要問題。“他將這種政治疲軟歸因於美國對其歷史抱負和制度信仰的衰退。“當美國領導人被’三百年前的事件’引發的焦慮困擾時，這個國家已毫無自豪感、方向感和目標感可言”，他痛惜道。

與此同時，黨派分歧導致共同目標與原則嚴重缺失。這削弱了民主決心和為共同國家利益採取行動的能力。“即便在我那個年代，還能與參議員團體商討，雖不保證達成共識，但至少能確保某種尋求共同點的意願。“像哈里·杜魯門與阿瑟·范登堡這樣跨黨派合作的組合——一位民主黨總統與共和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攜手重建歐洲、贏得冷戰——在當今幾乎難以想象。

基辛格先生認為“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必須找到方法重建舊有的愛國合作形式。“必須存在某種層面，讓社會在其生存需求上達成共識。”

本文作者瓦拉達拉詹先生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同時任職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紐約大學法學院古典自由主義研究所。

亨利·基辛格圖片來源：芭芭拉·凱利刊載於2023年5月27日印刷版，標題為《偉大的戰略家迎來百歲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