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沙利文與拜登的“中產階級外交政策”——《華爾街日報》
William A. Galston
傑克·沙利文,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在四月份發表了一場關於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演講,值得更多關注。沙利文先生清晰地闡述了他對近幾十年來過度市場化政策的批評,並提出了另一種選擇,即“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
他的演講反映了過去三十年來美國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根本變化。在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後,克林頓政府(我曾在此任職)確信,新興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化國家的全球秩序將使美國和世界受益。
十年來,事件似乎證實了這一觀點。美國經濟強勁增長,成果被廣泛分享。美國製造業在1990年代趨於穩定。實際工資增長,儘管工人生產率激增,但美國在十年結束時製造業就業人數與開始時相當。
然後情況急轉直下。在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大衰退開始之間,美國失去了34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約佔總數的20%。到衰退結束時,又失去了200萬個工作崗位。這些損失大部分是永久性的,摧毀了許多小城鎮和農村地區。
這些發展助長了民粹主義的反抗,從茶黨開始,最終導致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它們還挑戰了指導兩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假設。對自由貿易協定的支持減弱,希拉里·克林頓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上的轉變就是象徵,這是她作為國務卿支持的一項雄心勃勃的多國協議,但在總統競選期間卻予以否定。特朗普總統對進入美國市場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税。
考慮到這段歷史,沙利文先生首先提出了一個關鍵論斷:過去的政策已經"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這些政策的核心假設是:市場總能高效配置資本、經濟增長類型無關緊要、經濟一體化將使各國更負責任開放,世界更和平合作。
他論證道,這些假設都被證明存在謬誤。當某些投資產生正外部性時——比如構建創新生態系統——其效益無法完全體現在市場價格中,導致這些領域的投資低於最優水平。
並非所有增長都具有同等價值。老布什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邁克爾·博斯金曾説:“薯片和芯片有什麼區別?一百美元的薯片和一百美元的芯片都是100美元。“但區別顯而易見:薯片只有消費價值而無戰略意義,即使供應量鋭減也不會對其他經濟部門造成負面影響。
沙利文指出,經濟一體化也未達預期效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無需實行自由化或民主化改革就獲得了美國開放市場的全部優勢。結果導致:傷害數百萬美國工人的"中國衝擊”、中國受補貼國有部門的擴張、北京重新轉向徹底威權統治,以及美國政界反華情緒的全面激化。
沙利文先生提出的回應核心是一項“現代美國工業戰略”,該戰略將公共資金投入對經濟創新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半導體、關鍵礦產和能源——以及基礎設施等傳統公共產品。“我們的目標不是自給自足,”他説,“而是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新貿易協定的重點不再是降低關税,而是推動國家目標——安全、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創造能讓工人養家餬口的好工作。
實際上,沙利文先生更新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的《製造業報告》,借鑑了這位首任財政部長通過保護關鍵行業和強有力的公共投資來促進國內製造業的戰略。
這一轉變在民主黨內部受到了挑戰。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擔心,政府對“製造業的極端關注”、將消費者成本置於其他考慮之下的做法,以及對“激進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擁抱,不會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
很難説事態發展是否會證明薩默斯先生是正確的。但很明顯,兩黨對冷戰結束後以市場為中心的方法的政治支持已經減弱。什麼將取代它?是唐納德·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還是另一種在不犧牲美國工人利益的前提下為國際聯盟和機構留出空間的選擇?
沙利文先生值得讚揚,因為他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有條理的回應。如果其他人有更好的想法,現在是時候提出,以便我們可以開始進行未來所需的辯論。
4月24日,傑克·沙利文在白宮向媒體發表講話。圖片來源:Michael Brochstein/Zuma Press刊登於2023年5月31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拜登的“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