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誠實之人》書評：參議院中的弗蘭克·丘奇 - 《華爾街日報》

愛達荷州參議員弗蘭克·丘奇。圖片來源：George Rose/Getty Images曾有人説，每一位新晉參議員首次踏入參議院大廳時，都曾想象自己有朝一日成為美國總統。這種説法至今可能依然成立，但在現代新晉議員中，沒有人比愛達荷州的弗蘭克·丘奇（1924-1984）更符合這一描述。詹姆斯·裏森在《最後的誠實者》一書中對這位政治家進行了細緻、熱情且充滿敬意的傳記刻畫。

1957年1月，32歲的丘奇初抵華盛頓，剛達到憲法規定的參選年齡下限。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裏，他常被視為——尤其是被他自己視為——總統職位的有力競爭者。這並非沒有道理：他方頜捲髮、嗓音洪亮，擁有出色的戰時記錄和旺盛的競選精力。1956年，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阿德萊·史蒂文森取得壓倒性連任勝利的同一年，他在愛達荷州擊敗了共和黨在任議員——該州此後再未選出其他民主黨參議員。

但這些優點也伴隨着某些缺陷。成長於1930年代的丘奇自幼痴迷政治——尤其崇拜愛達荷州的威廉·E·博拉，這位參議院最著名的孤立主義者——少年時期就贏得了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全國高中生演講比賽。某種意義上，他始終未能從這場早期勝利中"痊癒"。正如裏森多次指出的，丘奇公開演講時總是刻意追求措辭精準，提前數小時反覆演練精心設計的語句。這種風格既令人印象深刻，又顯得浮誇做作，為他贏得了"弗蘭克大教堂"的綽號。

然而，初入政壇的丘奇足夠精明，他迅速適應了參議院的行事風格，不僅依附於令人生畏的多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還與冉冉升起的約翰·F·肯尼迪結盟。當獲邀在196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即提名肯尼迪為總統候選人的那屆大會——發表主題演講時，丘奇那套少年演説家的風格、刻板的文風與誠懇的態度卻未能點燃全國的熱情。

自視為華盛頓政治圈局外人的認知，賦予丘奇開闢獨立道路的勇氣。這正是《最後的正直之人》的深層主題，也是他日後聲名鵲起的根源。但代價是與黨內建制派漸行漸遠，問鼎更高公職的抱負也屢屢受挫。

值得注意的是，本可能成為丘奇守護者的參議院資深同僚——阿肯色州參議員、外交關係委員會那位憤世嫉俗又温文爾雅的主席J·威廉·富布賴特——始終以戒備眼光看待他，認為這是個偽善的機會主義者。而與丘奇的公共服務理念及美國世界角色願景最為接近的總統吉米·卡特，某次與民主黨國會領袖會面後在日記中寫道：“他們總體還算支持，不過有幾個人表現得像蠢驢——弗蘭克·丘奇最甚。“想必丘奇也認為卡特佔據了自己應得的位置。

那麼丘奇何以配稱"最後的正直之人”？很大程度上這與作者裏森作為資深調查記者的立場相關——他深切認同丘奇對美國外交政策中冷戰共識的疏離。在作者及其傳主看來，這種共識使美國背離了建國初期的共和理想，淪為慣常凌駕於民眾之上的"不對人民負責的國家安全機器”。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已蜕變為一個肆意妄為的軍事強國、情報機構無孔不入的邪惡帝國——這種論調隨着伊拉克戰爭批評者的高聲疾呼，逐漸成為陳詞濫調。但根據具體衝突的不同，此類觀點在民主共和兩黨中都能找到共鳴。1970年代，越南戰爭曾引發激烈言辭和強烈的反干預主義浪潮。

丘奇並非首位公開反對越戰的參議員，但1970年他與共和黨人庫珀聯合提出的《庫珀-丘奇修正案》，試圖切斷戰爭撥款，使他成為民主黨的代表人物。1975至1976年間，出於對美國情報機構在戰爭中角色的極度反感，他借水門事件曝光的契機，主持了一系列針對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及國家安全局秘密行動與法外操作的聽證會。

這場廣為人知的"丘奇委員會"調查持續數月，頭條新聞不斷：從對反戰人士的監控，到為暗殺卡斯特羅等人物設計的精巧毒鏢槍，諸多內幕相繼曝光。儘管這場政治大戲未能將丘奇送入白宮——事實上四年後他便落選參議員——但他的委員會確實迫使這些機構向國會承擔全部責任，併為1978年《外國情報監視法》的出台奠定基礎，該法案至今仍規範着美國本土的監控與間諜活動。

這是圓滿結局嗎？瑞森認為，針對國家安全體系行政機構的立法反抗正當且必要，“弗蘭克·丘奇的歷史地位在其逝世後大幅提升”。他在書中寫道，反恐戰爭後，“國會、記者、專家和活動人士不斷呼籲國家需要新的丘奇委員會來調查布什-切尼政府的權力濫用”。正如本書副標題所示，1970年代的丘奇是為"拯救民主"而戰，而這場鬥爭至今仍在延續。

當然，這是來自一位教會崇拜者可被原諒的誇張之詞，必須與那些認為教會及其委員會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了魯莽且不可挽回損害的人們的判斷相權衡。真相可能沒那麼戲劇性。即使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機構早已走上成為臃腫聯邦官僚機構的道路。毫無疑問，它們需要改革和國會監督，但教會採取的激進措施只是加速了衰落。

特茲安先生是《權力建築師：羅斯福、艾森豪威爾與美國世紀》的作者。

刊登於2023年6月1日印刷版，標題為《弗蘭克·教會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