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與中國接觸對我意味着什麼

過去十年間，中美關係從一種共生共存的狀態——一些學者稱之為"中美國"——演變為充滿不祥預兆的相互排斥。如今華盛頓兩黨已達成共識，認為與中國深化經濟聯繫的長期戰略已然失敗。而中國領導層也日益將美國視為生存威脅。在兩國，任何主張採取温和路線的人都被視為政治上的天真或更糟。

但故事還有另一面。相互交往為數百萬中國人打開了視野，也讓美國人接觸到一個擁有數千年曆史的文明，以及一個無論好壞都將塑造地球未來的政府。

我就是這種交往的產物。1990年代在中國成長的我，正值鄧小平開啓向西方開放的時代，通過閲讀馬克·吐温、聆聽卡朋特樂隊、觀看電視劇《成長的煩惱》學習英語。在上海復旦大學就讀時，嶄新的美國研究中心讓我接觸到《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美國刊物。我和同學們如飢似渴地閲讀這些延遲數週送達的報刊，對獨立新聞業有了初步認識。

畢業後我在一家國有報社的第一份工作，是為落户上海開發區的外企或新建摩天大樓撰寫頌揚式報道。這雖純屬政治任務，卻讓我首次接觸到美國商界人士。我意識到，正如我渴望瞭解美國一樣，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同樣充滿好奇。

一種日益強烈的願望驅使我想要突破國家管控報道的侷限，前往美國。當我獲得紐約大學商業新聞項目的獎學金時，我彷彿觸手可及自己的美國夢。然而1999年5月，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這一事件使中美關係岌岌可危。沒有一箇中國人相信華盛頓所謂"誤用舊地圖導致誤炸"的説辭。在上海，憤怒的大學生們向美國領事館投擲石塊，高呼"血債血償"和"打倒美帝國主義"。

我也感到憤怒與困惑：美國現在是敵人了嗎？我還能去紐約嗎？在給紐約大學商學院新聞項目創始人斯蒂芬·所羅門教授的郵件中，我用如今看來頗具"小粉紅"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辭質疑了美國的意圖。

“中國人民對轟炸事件義憤填膺，大家都在質疑為何大使館會成為攻擊目標，“我寫道，“難道僅僅因為我們使館通過反對北約空襲來維護南聯盟利益？“這完全複述了當時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這位美國教授鼓勵我不要灰心：“通過實現你的記者夢想，“他回覆道，“你將有機會超越所有這些政治姿態。”

轟炸事件最終沒有中斷中美交往。在中國領導人將經濟發展置於首位的時代，雙邊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中國不會因為這個事件偏離發展經濟、推進改革的開放政策，“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轟炸發生一週後的講話中強調。這意味着，我得以如期踏上飛往紐約的航班。

同年晚些時候，克林頓政府與中國達成協議，為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平了道路。這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驚人崛起，使數億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擺脱了貧困。

在紐約，《華爾街日報》的實習讓我獲得了一份正式工作。我報道了曾經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公司如何入股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團等美國知名企業。我寫過一個名叫唐納德·特朗普的房地產大亨如何熱情接待中國最大國有銀行董事長的故事，該銀行當時租下了特朗普大廈的整個樓層。

2010年，在我成為美國公民後，我回到中國為《華爾街日報》做報道，撰寫有關北京處理經濟問題及其隱秘決策過程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文章。後來新冠疫情暴發。2020年春天，習近平政府下令美國記者離開中國。這是自毛澤東時代初期以來西方記者被驅逐規模最大的一次，當時疫情加劇了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2020年5月，我被護送到上海浦東機場的一個登機口，驅逐出這個我出生並度過半生的國家。15個小時後，當我在紐約肯尼迪機場遞上我的藍色美國護照時，一名海關官員用“歡迎回家”向我致意。

這簡單的兩個字讓我熱淚盈眶。我曾以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在那一刻，我意識到美國人的本質：無論你出生在哪裏，你總是受歡迎的。美國建立在包容的基礎上。這是美國競爭力的最大因素之一，也是20年前吸引我來到這裏的原因。

過去三年間，美中關係日趨緊張，競爭乃至公開對抗取代了接觸。今年2月美國擊落所謂中國間諜氣球后，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溝通幾乎完全中斷。

普通美國民眾對華態度也日益對立。安全機構部分有影響力的人士甚至批評在華美企"通過商業活動加速美國衰亡”。曾蜂擁赴美尋求機遇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如今抱怨在美遭遇愈演愈烈的敵意。

中國國內也存在類似論調，指責美國不遺餘力遏制中國發展。當局收緊學術交流限制，許多中國人如今感受到明顯的無望感。一位與我同期赴美留學的上海友人最近來信寫道：“22年前向我敞開的世界之門，如今似乎已然關閉。”

在美國，支持交往的論點曾認為這有助於推動中國政治開放。但現實是，中國國內管控更嚴，在海外則更趨強勢。

然而，正是與美國的交往讓許多中國人得以實現夢想——無論是赴西方留學、在外企工作，還是藉助貿易浪潮實現經濟騰飛。西方贏得如此多中國人心的事實，正是習近平比歷任領導人更注重政治管控和意識形態純潔性、試圖隔絕外部影響的原因之一。

對於像我這樣腳踏中美兩國的中國人來説，當前兩國互動的缺失意味着我們不得不遠程工作——並與遠隔重洋的親人保持聯繫。過去三年裏，我和9歲的兒子幾乎每天都與年過七旬的父母視頻通話。“每天這個時刻就是我最高興的時候”，每次通話時母親都這樣對我説。這對我全家而言都是充滿不確定性與痛苦的新現實。

魏玲玲是《華爾街日報》首席中國記者，合著有《超級大國對決：特朗普與習近平的較量如何引發新冷戰》一書。

本文發表於2023年6月3日印刷版，原標題為《中美互動對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