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監管的代價 - 《華爾街日報》
Lawrence B. Lindsey
人們普遍認為監管能使金融業更安全。但這一觀點成立的前提是,監管設計初衷確實是為了促進安全,而非服務於其他政治目的。例如,要求企業提交貸款的氣候影響報告,這與貸款的安全穩健性毫無關聯。其真實目的是阻止銀行向碳基能源生產商放貸,而這實際上會因降低銀行資產多樣性而增加其風險。
此類負面影響或許較小,但有時監管會顯著削弱金融機構的安全性。以歐洲主導的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償付能力監管標準II(Solvency II)為例:歐洲金融監管機構將歐盟國家發行的債務風險權重設為零。結果可想而知——對高風險主權國家的貸款激增。歐洲三大保險巨頭安盛、安聯和蘇黎世對歐洲國家的貸款已超過其資本的40%。意大利忠利保險持有的歐洲邊緣國家債務規模甚至是其資本金的三倍。
如今歐盟正試圖通過將Solvency II推廣為全球標準,迫使美國保險公司陷入同樣困境。美國近年經驗已證明:當某類金融機構(如銀行)陷入危機時,保持金融投資形式多樣化至關重要。而歐洲Solvency II減少了選擇空間——這在歐洲約75%企業貸款來自銀行(美國約為25%)的背景下尤為危險。該監管對年金等長期耐心資本的影響更為直觀:過去十年美國年金增長46%,而法國下降43%,比利時與荷蘭下降32%,德國下降16%。
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具備其他優勢。銀行的商業模式本質上是高風險操作——借入短期資金進行長期放貸,同時為儲户提供即時流動性。正如近期銀行倒閉案例所示,這種模式極易導致資產與負債表的雙重危機。
相比之下,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捐贈基金的投資週期更長,更注重長期收益。這不僅風險更低,也更有利於經濟持續增長。而歐盟提案完全顛覆了這些基本金融邏輯。
令人震驚的是,《償付能力監管標準II》竟將未評級貸款的風險權重設為零。通常公開市場發行的證券都有風險權重評估,但銀行貸款卻無需經過此類評級。這意味着德國任意一家企業的貸款所獲風險權重,竟低於AAA級結構化信貸產品。該規則制定的初衷並非保障金融安全穩健,而是保護德國及其客户所依賴的銀行借貸體系。
對金融多樣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打壓不僅限於歐洲。近期,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八名民主黨議員聯名致函美國證交會,敦促加快收緊對沖基金監管新規。由於公眾評議期間大量證據表明新規將大幅提高合規成本,提案至今未最終定案。
議員們在信中強調:“隨着私募基金投資規模創紀錄增長,尤其是私人信貸基金等細分領域,證交會必須確保這些基金的投資者獲得充分信息披露,此事至關重要。”
顯然,私營非銀行資本提供者成為了目標。投資者——尤其是經驗豐富的養老基金、捐贈基金和保險公司——並非因為認為當前披露不足而向私募基金投入"創紀錄資金""。此外,對沖基金不會構成系統性風險,因為與銀行不同,對沖基金已採取措施限制擠兑影響。這些機構的長期屬性使其更青睞長期金融中介機構。
出於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擔憂而推動的監管是合理的。但近乎政治針對性的監管則不然。
林賽先生是林賽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曾任美聯儲理事(1991-1997年)和總統經濟政策助理(2001-2002年)。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刊載於2023年6月5日印刷版,原標題《政治監管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