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更迭》評論：誰有權定義“好”？——《華爾街日報》

約翰內斯·厄特爾約1859年創作的《推倒喬治三世國王雕像》。 圖片來源：紐約歷史學會/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帕特里克·迪寧在《自由主義為何失敗》（2018年）中提出，美國左右兩黨實質上奉行同一種寬泛的哲學理念，而這種兩黨共識正是多數社會問題的根源。迪寧所指的"自由主義"，是17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形成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傳統：自由市場、個人自由、宗教中立。

該書出版時（正值特朗普就任總統一年）引發廣泛討論——彼時右派集體陷入瘋狂，左派則變得憤怒、專橫且偏執（同樣喪失理智）。這位聖母大學政治學教授認為，“右翼自由派"的自由市場哲學與"左翼自由派"對個人許可的片面追求，共同催生了享樂主義盛行、知識匱乏與經濟不平等加劇的文化困境。

該書荒謬地將詹姆斯·麥迪遜至約翰·杜威等不同思想家強行納入同一世界觀，刻意忽視繁榮帶來的益處與市場培育的道德價值。儘管存在缺陷，《自由主義為何失敗》仍生動詮釋了"紅色保守派"反資本主義的傳統主義觀點。而新作《政權更迭：走向後自由主義未來》則截然不同——迪寧試圖回答前作刻意迴避的問題：若不採自由主義，路在何方？新作不僅繼承了前作所有缺點，更增添了不誠實的弊病。

然而，迪寧先生開篇就提出了一個完全合理的觀點：當今的自由派精英——那些掌管美國大學、政府機構和文化機構的人——正陷於一種自我欺騙之中，這種自我欺騙導致他們做出非理性且有害的行為。舉例來説，一所頂尖大學或一家頂級媒體機構的成立前提是承認某些人在技能和智力上比他人更優秀。若非如此，這些機構為何存在？但管理和任職於這些機構的人無法公開承認這一事實，甚至對自己也無法承認，因為這樣做將迫使他們正視自身特權，併為國內其他地區的現狀承擔部分責任。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論證在此處開始變得膚淺且具有傾向性。迪寧認為，西方個人主義讓自由派精英誤以為他們對底層羣體無需負任何責任。面對任何社會或政治問題，他們的反應都是指責小人物：工薪階層的白人、離婚的警察、中產階級的小店主。誠然，2020年代許多持有文憑的精英確實表現出罕見的自我批評無能，但簡單歸咎於"個人主義"並無助益。美國人長期生活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而迪寧所描述的病症卻是近年才出現的。顯然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無論不滿情緒的根源為何，《政權更迭》提出了兩大解決方向。首先是重拾"古老傳統"的保守主義，這種傳統尊重普通人、傳統習慣和常識。其次是推行"混合政體”——古典政治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理想模式，通過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相互制衡來彌補彼此的缺陷。

你可能會誤以為美國開國元勳們已經為我們設計了一套混合政體，其中政府三大分支——以及立法機構的上議院與下議院——各自捍衞不同利益。但迪尼恩先生指出，憲法" arguably subverted"（ arguably subverted）混合政體的理想，將其關注點縮小到"防止某些權力行使的機制，而非發展真正的’混合’形式"。總體而言，他認為美國建國者們深受約翰·洛克、托馬斯·霍布斯等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影響，以致無法構想出他所推崇的那種"整合型"政治體系。

為實現這兩個目標，迪尼恩主張保守派需要推行他提出的新造術語——堪稱史上最晦澀的"貴族民粹主義"（前綴"Aristo"源自亞里士多德）。為促進各階層的民粹主義融合，他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大幅增加美國眾議院席位（他認為這能讓更多普通人進入立法機構）以及實施義務國民服務。

與《自由主義為何失敗》不同，《政權更迭》似乎專為認同其論點者而作。迪尼恩幾乎從不預判反對意見，書中充斥誇張描述。在討論美國保守主義時，他提及的古典自由主義支持者僅有"客觀主義"怪客安·蘭德和一眾"永不支持特朗普"的記者，米爾頓·弗裏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則完全缺席。

迪尼恩慣於曲解其所反對的信念，卻不妨礙他在需要時借用這些思想。比如關於重拾尊重普通人智慧的"古老保守主義傳統"的論述，其表述讓人以為過去百年間沒有嚴肅的保守派作家為未受教育者的價值觀與習慣辯護。“共同利益保守主義，“他如此寫道，彷彿在宣告新學説，“首先與普通人的’常識’保持一致，正因為他們才是社會政治秩序中最本能地保守的要素。”

當然，如果你讀過邁克爾·奧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義》，或者歐文·克里斯托爾、托馬斯·索維爾的文章——甚至只要聽過威廉·F·巴克利那句俏皮話，説他寧願被波士頓電話簿前2000個名字統治，也不願受哈佛教授們的管束——你早就意識到這個主題正是丹尼恩先生譏諷為"右翼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核心。事實上，他確實讀過奧克肖特的名著，在《自由主義為何失敗》第205頁引用了該書。難以想象他會沒讀過克里斯托爾、索維爾等數十位保守派知識分子的著作，這些人都曾為沒有文憑的普通民眾的道德習俗辯護，反對那些有文化的蔑視者。請原諒，我不得不開始懷疑丹尼恩先生是否完全光明磊落。

丹尼恩聲稱要復興的那種真實但被昇華的保守主義傳統涉及人物寥寥，其中一位是埃德蒙·伯克（1729-1797）。把這位曾用"豬玀大眾"一詞的作者拉入民粹主義事業——無論是貴族式還是其他形式——在我看來可能不太妥當，但我願意考慮這個觀點。然而當我試圖跟隨丹尼恩理解他對伯克的論述時，卻感到更加困惑。伯克真的如丹尼恩斷言那樣預見了英格蘭"崛起的商業利益"的威脅嗎？或許吧，但當他引用這位愛爾蘭偉大政治家譴責"詭辯家、經濟學家和精於算計者"時，我查證《法國革命論》的原文，發現伯克談論的並非英國銀行家和資本家，而是他認為可恥的瑪麗·安託瓦內特王后被捕事件（“騎士時代已經逝去。隨之而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學家和精於算計者的時代”）。丹尼恩繼續引用伯克在《法國革命論》中對法英投機者（“賭徒”）的譴責，彷彿這些段落是在控訴資本主義或"商業利益”；但據我理解，伯克此處抨擊的是寬鬆貨幣政策及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而這正是被丹尼恩憎惡的自由市場主義者們經常批評的現象。

迪尼恩先生將埃德蒙·伯克強行塞入其反自由主義視野的牽強做法，正是該思想體系自相矛盾的諸多例證之一。《政權更迭》一書中，明顯的邏輯矛盾始終未被正視。迪尼恩欣然附和馬克思的批判，痛惜勞動分工造成的社會惡果，但其"共同利益"綱領的核心內容卻涉及製造業迴流本土。那麼問題來了——到底是要增加還是減少流水線？

帕特里克·J·迪尼恩圖片來源：馬頓·菲克索爾迪尼恩嚮往這樣一種傳統社會：“在’專家’眼中看似愚昧，實則藴藏着深厚的經驗積澱與常識智慧”。但他同時又主張擴大福利國家體系以扶持中低收入羣體——按照其描述，需"國家權力構建針對中產階級安全保障的社會安全網”。那麼他設想由誰來執掌這些新福利項目呢？答案恐怕是眾多常春藤培養的"專家"和顧問，這些精英將用宏大理念來安排"愚昧大眾"的生活。

整個後自由主義時代的"共同利益"工程透着刻意為之的悖謬。所謂自由主義秩序（這個稱謂或許本身就有誤導性）從來不是迪尼恩所臆想的哲學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它過去是，目前仍是不同派系間不完美且脆弱的妥協方案——這些派系雖彼此對立，卻基於共同（或至少公開宣稱）的理想認為和平共處更為有利。但迪尼恩及其"共同利益"盟友執意將"自由主義"定義為精心設計的"工程"，唯有如此，他們才能按自身正義觀來策劃顛覆與重構的藍圖。

他嚴厲批評了他眼中的“右翼自由派”偽保守主義者，認為他們將保守主義變成了一個“空洞、相對主義的標籤”，隨着進步派的奇思妙想而改變形態。在他理想的世界裏，保守派會為了自身目的動用國家權力，而不必擔心進步派掌權後會如何運用這種權力。

從某種意義上説，丹尼恩先生及其倡導共同利益的同僚堪稱模範進步派。無論是20世紀初還是當代的進步主義，如果可以用一個核心理念來概括，那就是：解決任何社會或政治問題（無論多麼複雜）的方法，就是由我們來掌權。就我個人而言，我寧願讓電話簿裏的前2000人來治理，也不願讓帕特里克·丹尼恩和他的朋友們來掌權。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刊載於2023年6月10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