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春》評論：歐洲在街壘上——《華爾街日報》

一幅描繪1848年2月25日巴黎焚燒路易-菲利普一世王座的版畫，約1848年。圖片來源：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使歐洲滿目瘡痍，但1815年波拿巴戰敗流放後的三十年裏，歐洲各國君主鬆了口氣，鞏固了搖搖欲墜的政權，局勢相對平靜。經過多年的流血和動盪，由保守派政治家主導的"歐洲協調"承諾維護和平並捍衞傳統等級制度。

1830年法國短暫的七月革命用一個不受歡迎的波旁君主取代了另一個，但直到1848年1月兩西西里王國巴勒莫街頭爆發反對反動波旁政權的抗議前，歐洲大部分地區仍維持着統治秩序。隨後在2月，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國成立。隨着維也納、柏林和無數其他首都的街頭擠滿要求變革的遊行隊伍，更多動盪接踵而至。這場劇變正是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宏偉著作《革命之春：1848-1849年烈火中的歐洲與新世界的鬥爭》的主題，這本書講述了他稱之為"歐洲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歐革命"。

劍橋大學欽定歷史學教授克拉克先生習慣於宏大主題，此前他廣受讚譽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戰爭》（2012年）記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在此書中他再次運用了精妙的分析和優美的文筆。作者生動描繪了一個奮力邁向未來的歐洲，那裏"一切人事物都處於運動狀態"，“人羣像血液般在內城尋常街道的動脈中奔流”。遊行羣眾、演説家和小冊子作者或許被未來願景所驅動，但他們從歷史事件的餘燼中汲取了力量。他寫道，法國大革命的場景"如同老電影般在他們腦海中閃爍"。

克拉克先生以對歐洲各地城市貧困與匱乏的痛心描繪開啓了他的編年史。金碧輝煌的宮殿與宏偉的教會建築矗立在充滿苦難的街道之上。“整個家庭，“他在描述英國曼徹斯特棉紡工人時寫道，“可能擠在一張牀上睡覺，蜷縮在髒亂的稻草堆和舊麻袋改制的被褥下。“這種情形在歐洲大陸城市不斷重演。但克拉克先生認為，悲慘境遇本身不足以解釋1848年革命，正如他所指出的：“社會不滿不會直接’引發’革命——若真如此，革命將更為頻發。”

1848年的革命先鋒被意識形態衝昏頭腦，其中部分人更因克拉克所稱宗教"精神力量激增"而亢奮。革命者分裂為崇尚議會的自由派與渴望徹底顛覆現存秩序的激進派。激進派要求普選權，而自由派對此深惡痛絕——克拉克指出，他們"絕非民主主義者”。但許多自由派確實懷有民族主義激情，這在當時屬於自由主義事業。

1848年的故事本質上是城市動盪與精英不滿的敍事。改革者面臨諸多挑戰，尤其當時"西歐國家多數激進派與自由派領袖對農村生活表現出驚人的無知"這一事實。更糟的是，“被右翼斥為革命分子，又遭左翼貶為卑躬屈膝的妥協者，實為十九世紀中葉自由主義者的普遍困境。”

春天帶來希望，夏日卻攜來幻滅。在大多數國家，革命事件的混亂局面——以及各國革命者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使得協調行動幾乎成為不可能。重建社會的宏偉夢想未能實現。最激進者的狂熱使他們失去了耐心，正如作者精妙所言，他們無法忍受"政治的紛爭與阻滯”。

當歐陸沸騰之際，英國卻獨善其身，其貴族政府未受嚴重叛亂困擾。就連聯合王國最不安分的地區——愛爾蘭——似乎也對革命精神近乎免疫；大饑荒的恐怖暫時耗盡了愛爾蘭人的反抗力量。澳大利亞籍的克拉克先生指出，當局通過強制流放將許多最棘手的公民從本土遣送至範迪門斯地（今塔斯馬尼亞）。

《夢遊者》將災難降臨前的倒計時演繹成一部精雕細琢的外交驚悚劇，而《革命之春》的敍事則更為發散。“自1848年3月起，“克拉克坦言，“我們已無法將革命浪潮視為從一個動盪舞台到下一個的線性序列……敍事如洪水決堤，歷史學家束手無策，‘與此同時’成了最常用的副詞。”

克拉克承認1848年的革命遺產錯綜複雜、難以釐清。他最初認為"複雜性與失敗是不討喜的組合”，但最終提出了更具説服力的解讀：“我們不會用’成功’或’失敗’評價海洋風暴、太陽耀斑或持續十六天的暴雪；我們只衡量其影響。“儘管毫不掩飾對1848年自由主義改革者的同情，但作為嚴謹的歷史學家，他拒絕將革命"失敗"簡單歸咎於反動勢力。革命激情的消退不僅是上層鎮壓的結果——在許多國家，當民眾被混亂耗盡心力時，潛藏的保守主義便會復甦，許多人開始懷念"傳統權威的榮光”。法國尤其典型：1848年革命最終與1789年革命殊途同歸，政權再次落入波拿巴家族手中。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拿破崙在1848年末成為法國曆史上首位民選總統，卻在1852年不滿足於總統頭銜，自立為拿破崙三世皇帝。

然而在其他地方，自由主義事業似乎確實蓬勃發展；民族主義的種子在中歐和南歐被有效播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統一的意大利和德國都將誕生。正如克拉克先生所言，奧托·馮·俾斯麥——這位促成德國統一併成為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之一——始終認為1848年是"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之間的斷裂…一場沒有它，他自己的職業生涯就難以想象的變革時刻”。

畢曉普先生曾任國際丘吉爾協會執行董事和亞伯拉罕·林肯二百週年紀念委員會執行主任。

刊載於2023年6月10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