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場瘟疫》評論:黃熱病的襲擊 - 《華爾街日報》
Fergus M. Bordewich
大衞·J·肯尼迪創作的《1793年費城黃熱病期間的斯庫爾基爾河畔停屍房》(未註明日期),描繪了存放待葬屍體的場所。圖片來源:GRANGER / GRANGER1793年悶熱的八月,最初幾位逝者幾乎無人關注——幾個外鄉人、一名水手、一個賣牡蠣的小販。多數費城人將死亡歸咎於碼頭附近腐爛咖啡或魚類污染的空氣。隨後健康富足者開始接連倒下:政府官員、牧師。這場席捲年輕國家臨時首都的瘟疫正是黃熱病,當時人們對這種傳染病知之甚少。羅伯特·沃森在《美國第一場瘟疫》中寫道,此次爆發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
在恐怖的三個月裏,6,000至9,500人相繼死亡,佔費城人口的15%至20%。每個清晨都會新增大量屍體。許多人在出現症狀數小時內便猝然離世,倒伏於血泊與嘔吐物中。有人抽搐而亡。驚恐的父母遺棄子女,子女拋棄雙親。有人將染病鄰居的門窗釘死,任其自生自滅。商業癱瘓,學校報社關閉。時任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記載:“所有能逃離的人都在逃離這座城市。”
約17,000人倉皇出逃。但恐慌的難民被沿途城鎮驅趕,安全港寥寥無幾。原教旨主義牧師如賈斯特斯·赫爾穆斯引用《舊約》宣稱瘟疫是上帝對費城人罪惡的懲罰:“城中災禍皆為上帝所降”,其教會一週內便有130名信徒喪生。有人寄望沒藥、黑胡椒能防疫,或將樟腦懸掛頸間。
瘟疫的源頭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它顯然源自一艘名為"漢基號"的船隻滋生的受感染蚊子。當年早些時候,這艘船曾運送一批反對奴隸制的倫敦人前往現今幾內亞比紹海岸附近的島嶼,他們希望在那裏建立一個模範混居殖民地。然而他們遭遇了敵對土著和肆虐的黃熱病,少數絕望的倖存者帶着病毒橫渡大西洋,先後抵達加勒比海港口和費城。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林恩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沃森指出:“這艘船無意間在每個停靠港口都播下了死亡。"(比利·G·史密斯2013年出版的《死亡之船》中記載了這個不幸殖民實驗的扣人心絃的細節。)
對留在城裏的居民而言幸運的是,費城能幹的市長——商人馬修·克拉克森在疲憊不堪的志願者委員會協助下,全力組織公共衞生措施和殯葬事務。喬治·華盛頓總統撤回了弗農山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與其財政部幾乎所有工作人員都染病倒下。戰爭部長亨利·諾克斯短暫留城處理行政事務後也北逃避疫,卻被紐約拒之門外,最終在新澤西伊麗莎白市接受隔離。賓夕法尼亞州政府成員則集體出逃。
在那些竭力應對未知疾病的醫生中,沃森先生重點介紹了博學多才的本傑明·拉什。這位《獨立宣言》簽署者身上體現了早期共和國人文主義的最高境界與醫療實踐的最糟水平。儘管他的療法被普遍接受,實則貽害無窮。他固執地推崇猛烈的清瀉療法、強制發熱使四肢起泡,尤其痴迷放血治療。他每天給患者放血多達10盎司,致死的病人可能比救活的還多。當他自己染病時,這位醫生實施了同樣野蠻的治療方案,卻倖存下來繼續他的醫療事故。
沃森先生還特別強調了費城自由黑人社區的自我犧牲精神,尤其是其領袖人物——牧師理查德·艾倫和阿布薩隆·瓊斯。他們投身救援工作,照顧病患和垂死之人,為饑民提供食物,運送並掩埋死者。正如艾倫和瓊斯在他們合著的關於這些事件的敍述中所言:“我們獲得了一種前行的自由,深信那位能在燃燒的火窯中保全生命的主,我們明白自己有責任為受苦的同胞竭盡所能。我們出發去尋找能發揮作用的地方。“他們雖未能阻止疫情蔓延,卻為這個幾近陷入野蠻狀態的絕望之城,重新喚起了脆弱的尊嚴感。
1793年11月,隨着寒冷天氣的到來,死亡人數逐漸減少。商業開始復甦,船隻重新冒險入港,政府官員也陸續返回。但費城已今非昔比——其聲譽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損害。疫情爆發前,費城人曾自信能從這個被他們貶稱為"瘧疾沼澤"的波托馬克河新興之地奪回國家永久首都的地位。如今反倒是費城作為疾病温牀的形象讓美國人避之不及。
在後來的重大危機陰影下,1793年的疫情逐漸被世人遺忘。直到一個多世紀後,沃爾特·裏德博士等研究者才發現黃熱病通過蚊子傳播。儘管美國最後一次嚴重爆發是1905年在新奧爾良,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疫苗問世,黃熱病才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沃森先生成功地從幾近遺忘的歷史中復原了一段戲劇性篇章。然而,他的著作並非完美無缺。他過度簡化了導致國家首都暫時遷至費城的複雜辯論,同時也誇大了這場流行病對政治的影響。在國家政府停擺期間並未發生緊急狀況,且無論當地民眾如何考慮,首都都不太可能繼續留在費城。但這些瑕疵並不影響其主線敍事——正如沃森先生所言,這段歷史"唯有1918年西班牙流感與2020年代的新冠疫情可與之相提並論”。
博德維奇先生是《三K黨之戰:尤利西斯·S·格蘭特與拯救重建的戰役》的作者,該書將於十月出版。
刊載於2023年6月10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