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關於“覺醒”資本與米爾頓·弗裏德曼的事——《華爾街日報》

芝加哥大學賽伊經濟學堂。圖片來源：貝婭塔·扎夫澤爾/蓋蒂圖片社在前往芝加哥——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術故鄉——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學習之前，我原以為會被美國金融界擁護資本主義現狀、反對ESG的羣體所包圍。芝加哥大學作為自由市場堡壘的聲譽如此顯赫，以至於其倡導的純粹資本主義因湖畔位置被稱為"淡水經濟學"。

然而，作為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駐校記者（校方稱為"春季學期"，但大部分時間我都覺得是冬季）的實際體驗卻大相徑庭。即便ESG（即基於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的投資）已從金融領域延伸至政治領域，如今的芝加哥學派似乎既關注弗裏德曼的正確理論，也同等重視其謬誤之處。自由市場確實有效——但前提是諸多關鍵假設成立。而現實往往並非如此。

這些並非晦澀的學術爭論。如今弗裏德曼在學術界外最廣為人知的觀點，是他在《紐約時報》文章中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是追求利潤"。無論贊同與否，這已成為反ESG的共和黨人與某位獨立總統候選人為一方，支持ESG的民主黨與歐洲政府為另一方的最新分界線。即便美國大企業現在也聲稱關注員工和社會等利益相關方，但這不過是掩蓋利潤至上本質的幌子。

弗裏德曼在芝加哥的影響無處不在，既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實體存在，也頻繁出現在各類課程大綱中。但我的印象是，當今教授們對市場缺陷的強調至少不亞於對其優勢的肯定。誠然，在完全競爭、不存在碳排放等未定價副作用（即"外部性"）、且合同能覆蓋所有可能性的理想狀態下，自由市場確實是經濟運行的最佳方式。可惜現實條件遠未達標。

自1970年"弗裏德曼學説"提出企業責任理論以來，企業已成為重要政治參與者，使得反壟斷、外部性監管和公平合同規則的制定愈發困難。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會掀起針對大企業的抵制浪潮，為ESG行動主義打開了大門。

正如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路易吉·津加萊斯所言，如今企業界的政治化源於政治領域的公司化。自1970年代起，企業資金與影響力大舉侵入政壇，即便是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弗裏德曼恐怕也難以認同。他畢竟強調過企業在追求利潤時必須遵守"社會基本規則"，包括那些未被法律強制但符合"倫理習俗"的優良實踐。

布斯商學院廣受歡迎的《資本主義與裙帶資本主義視角》課程中，大量探討了監管俘獲現象——該政治經濟學理論源自弗裏德曼摯友、諾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的研究。如果企業純粹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而通過（合法）賄賂政客制定利己法律最能實現該目標，他們是否應該這樣做？對民主信仰者而言，這至少是滑向財閥統治的可悲墮落；對企業而言，卻已成為標準操作。

當今許多ESG活動家將企業資金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作為行動的理由。如果你想在氣候、社會或工人權利方面有所作為，就別指望政府採取行動。企業掌握着權力，所以成為股東活動家去影響公司吧。

共和黨的回應是將此類行動主義貼上"覺醒"標籤並強烈抵制，一些共和黨執政的州抵制被認為過度推行ESG的公司，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直接與迪士尼叫板。活動家向企業提出政治要求的問題在於，另一方也會這樣做。更好的辦法是讓企業退出政治，通過説服人們投票支持政策和政客來進行政治活動——但這很難。

許多學院派經濟學家希望進入弗裏德曼企業觀主導的世界。反壟斷行動將拆分或限制壟斷企業（尤其是科技巨頭），政府將對碳排放和其他外部性徵税。然後市場就可以像弗裏德曼期望的那樣專注於賺錢業務。但在現實世界中，這些幾乎不存在，我們不得不面對支持ESG的鼓吹者一邊胡謅ESG能賺錢行善，一邊批評CEO們"漂綠"；與此同時，反ESG的政客們聲稱這些"覺醒的企業精英"正在向消費者推行激進議程。

學術成果滲透到政治領域需要時間；弗裏德曼的親商激進主義不得不等待十年，直到羅納德·里根時代，而1970年代政府對經濟各領域的監管卻在不斷加強。我在布斯商學院那座受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啓發的殿堂裏聽到的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如今聽來依然真切：政客們過於頻繁地扶持大企業，並以捐贈形式從中分得寡頭壟斷利潤的一小杯羹。

若這些批評有朝一日被採納，政客們或將努力讓市場為所有人更有效地運作。但我對此並不抱太大期望。

聯繫詹姆斯·麥金託什，郵箱：[email protected]

更正與補充芝加哥大學的弗裏德曼大廳是以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理查德·弗裏德曼的名字命名的。本專欄早期版本曾誤指其為米爾頓·弗裏德曼。（更正於6月9日）

刊載於2023年6月10日印刷版，標題為《讓政治遠離商業，讓商業退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