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貧困解決方案 - 《華爾街日報》

亞當·斯密的最後遺囑讓他的侄子大衞·道格拉斯大失所望。他得到的遺產遠少於預期，這份遺囑也證實了斯密友人們長期的猜測：這位收入始終高於平均水平的蘇格蘭經濟學家，幾乎將全部財產秘密捐贈給了窮人。

1723年6月16日受洗（具體出生日期不詳）的斯密，雖以資本主義旗手聞名於世，卻未擺脱知識分子對富人的批判。在其兩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1759年）和《國富論》（1776年）中，幾乎找不到他對權貴階層的美言。商人與地主幾乎全被描繪成追逐私利、製造壟斷之徒。相較之下，《共產黨宣言》對資本家的讚美都比斯密著作中更為直白。

書中多處流露出對"窮人"境遇的同情——他所謂的窮人不僅指貧困者，還包括"非富裕階層"，即必須靠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維生的大多數民眾。

“同情”（今稱共情能力）是斯密道德哲學的核心支柱。而斯密的同情心，首要傾注於勞苦大眾。

《國富論》中有段著名論述：“若一個社會絕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之境，則其繁榮幸福必難持久。更何況，那些為全體民眾提供衣食住的人，理應通過自身勞動獲得足夠體面的衣食住條件，此乃公平之義。”

如今，這些言論有時被曲解為斯密主張由政府主導財富再分配。這並非他的本意，他也絕非呼籲社會革命。在斯密看來，貧困並非命中註定，更重要的是，他對政府持懷疑態度。他指出，唯有經濟增長才能提升生活水平。持續的經濟增長是提高工資的唯一途徑，而經濟停滯則會導致工資下降。在其他論述中，他還指出饑荒源於政府的價格管制。

當卡爾·馬克思在近一個世紀後宣稱資本主義將導致工人日益貧困化時，斯密早已預言經濟增長將帶來生活水平的提升。

《國富論》問世時，資本主義尚處萌芽階段。當時全球90%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那時的貧困有着更嚴峻的含義：據估算，英格蘭和法國約20%的居民因營養不良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至多僅能支撐每日緩慢行走數小時，這使多數人被迫以乞討為生。

過去數十年印證了斯密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判斷。近年來，貧困消減速度達到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1981年世界銀行定義的絕對貧困率（現標準為日均生活費低於1.9美元）為42.7%，2000年降至27.8%，如今已不足9%。

斯密預言只有市場擴張才能帶來普遍繁榮。隨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解體，這一預言已成現實。中國推行私有財產權與市場改革後，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81年的88%降至現今不足1%。北京大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張維迎表示：“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正是亞當·斯密市場理論的勝利。“不同於西方主流解讀，張教授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貧困減少"非因國家之力，實乃突破體制束縛所致”，其根本動因在於私有產權的確立。

斯密消除貧困的計劃既不涉及廢除私有財產，也不主張通過國家進行再分配。他也並未倡導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他認為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1755年（即《國富論》問世前二十年），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警告道：“政治家與規劃者通常將人視為某種政治機械的原材料。規劃者會干擾自然在人類事務中的運行軌跡；其實只需順其自然，給予其公平追求目標的機會，自然便能實現其既定設計……所有違背這一自然進程、強行扭轉發展軌道或試圖將社會停滯在特定階段的政府，都是反自然的，為維持統治就不得不走向壓迫與暴政。“這番預言可謂一針見血。

斯密向世界展示瞭如何戰勝貧困。他雖未給侄子留下多少遺產，但其偉大遺產在於向世界證明：唯有經濟增長才能消除貧困，而實現增長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經濟自由。

齊特爾曼先生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為資本辯護》一書作者。

亞當·斯密（1723-1790）圖片來源：亞歷山德羅·洛納蒂/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刊載於2023年6月16日印刷版，標題為《亞當·斯密的脱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