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彭斯，據記錄 - 《華爾街日報》

關於他為何競選總統：

首先，我認為這個國家深陷困境。過去兩年有人問我是否預見到情況會如此糟糕，我一直誠實地回答：我知道會很糟，但真沒想到會糟到這種程度。拜登政府前兩年的政策及其與國會民主黨人的合作，削弱了美國在國內外的影響力。我相信從阿富汗災難性的撤軍行動，助長了全球自由之敵的氣焰。我一貫主張美國應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強勢領導力。我們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是民主國家的軍工廠——無論是在東歐還是亞太地區，保持這一角色至關重要。

其次，看看這屆政府的政策——説實話，如果喬·拜登真有過什麼執政綱領（我幾乎不記得他競選時提出過像樣的綱領），那大概就是全盤推翻特朗普和彭斯的政策。從就職第一天起，這屆政府就在廢除邊境有效政策、摧毀能源獨立成果、逆轉經濟強勁復甦的勢頭。在我看來，他們對我們所有的成就都採取了背道而馳的做法。正如我在競選宣言中所説，美國民眾當前面臨的所有國內危機都是人為造成的——而製造者正是喬·拜登。

看着這一切，凱倫和我花了不少時間反思、祈禱、與朋友交談，最終我們得出結論，鑑於我們的背景和經驗，我們認為共和黨需要新的領導層，我們相信美國也需要新的領導層，並且我們有能力組建一個團隊，推動國會制定政策，讓我們的國家重新走上更強大、更繁榮的道路……

我聽到人們談論迴歸常態，這正是我們一百年前討論的話題。經過動盪的十年——想想看，那十年裏黨內也有內鬥，比如塔夫脱和羅斯福之間的鬥爭，後來還有公麋黨的出現，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進步主義的興起——當1920年大選後新政府上台時，人們渴望——他們甚至創造了“常態”這個詞……

過去兩年裏，有太多人來找我。他們認為我是主流保守派，至少在我成為副總統之前，保守派運動的人就認識我。他們從我擔任州長時就瞭解我，也記得我在國會山作為保守派領袖的歲月。我想他們也瞭解我的政治態度。我相信民主依賴於大量的文明禮儀。至少在我職業生涯的最後20年裏，我一直努力以我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他人……

1988年和1990年我首次競選公職時，我們捲入了一些極其負面的競選活動，充斥着激烈的個人攻擊。那些競選結束後，我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思考我的信仰對我的要求，以及那些激發我從政熱情的重大議題的意義。當時我下定決心，如果未來有機會再次參選或擔任公職，我將首先以榮耀上帝的方式行事，以己所欲施於人的態度對待他人，同時堅定捍衞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

關於他與唐納德·特朗普2020年敗選原因：

即便在疫情期間我們為重啓國家而奮戰時，我仍堅持參加競選活動。每次歸來，我都會告訴我的老搭檔，我感覺2020年的民眾熱情明顯高於2016年。事實證明的確如此——我們比2016年多獲得了1000萬張選票…但我認為這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首要原因是歷史週期的必然性…如果不理解這場百年最嚴重疫情的影響，就不可能讀懂2020年大選…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我們在選民動員和郵寄選票方面被對手全面壓制…我永遠記得九月中旬羅娜·麥克丹尼爾侷促不安地走進橢圓辦公室的情景。她帶着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代表團——這是真事——手裏攥着一條推文草稿。她站在堅毅桌前，我照例坐在右側椅子上。她説：“總統先生，我們希望您發佈這條推文。“他接過紙條，內容大意是"提前投票或郵寄投票都可以”。他看完就説：“我不喜歡郵寄投票。“她解釋：“我們理解，但現在很多人選擇郵寄投票。早期計票結果顯示我們在這方面嚴重失利。“他堅持：“不行，我反對。“她繼續勸説：“您不必喜歡，但發佈這條推文會對我們有利。“最終他勉強發佈了——這條關於郵寄投票的推文至今可查。但到了下一場集會，他又開始高喊"不要郵寄投票”…

最後我想説的是，我認為喬·拜登關於改變政治氛圍的承諾，確實是早期體現這一點的證據，而我認為這種氛圍至今仍存在。但我覺得他幾乎在上任後就違背了這一承諾。我的意思是，所有關於“MAGA共和黨人”和“吉姆·克勞2.0”的言論。他甚至開始對那些立場不一致的本黨成員進行人身攻擊。

關於2016年被選為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搭檔：

我當時並不認識他，這也是當他們聯繫我們考慮這一職位時，我們提出的兩點要求之一。第一，我們必須瞭解他們一家；我們需要有機會與他們相處，而我認為我們可能做不到——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凱倫和我，還有我們的孩子和孫子孫女們，我們總是共同行動。另一部分是，我只想知道這份工作的職責，我想知道：我是否能夠參與推動一項貫穿我整個職業生涯的議程？……我一生都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我想知道我是否能在這個位置上幫助兑現這一承諾。

所以我們花時間相處，實際上我們早期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覺得他是一個我可以合作的人。這一點在幾乎整個任期內都是如此。最後，我為我們的政績感到非常自豪。我知道這個領域的一些人開始批評我們的政績，包括批評我們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對於我們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我無比自豪。

關於他與特朗普先生的政策分歧：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承諾以保守派方式執政，我們確實這樣做了四年。我參選總統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今天不再做出這樣的承諾。在一系列問題上，他和競選中的其他一些人正在背離傳統的保守議程，無論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這位[前]總統對美國支持烏克蘭爭取自由和恢復主權的承諾模稜兩可。

在福利政策方面，喬·拜登的政策將導致破產。他甚至拒絕與黨內成員討論佔聯邦預算70%的福利改革。而唐納德·特朗普在福利改革上的政策與喬·拜登如出一轍。我認為我們是財政責任與改革的政黨，事實上我們正面臨世界前所未見的債務危機——我認為我們有道德義務向美國人民坦承債務危機的嚴重性，以及若不改革國家將面臨的真實處境。

最後是關於生命權的問題。我支持生命權，對此我毫不避諱…當我看到前總統和其他競選者開始迴避生命事業，或將一年前多布斯案裁決歸咎為2022年選舉失利的原因時——我相信生命事業五十年來一直是我們運動的核心動力，美國人民和共和黨人渴望看到領導層堅守將生命神聖性重新置於美國法律中心的原則。

關於墮胎問題及共和黨在2022年令人失望的表現：

我認為對2022年大選的細緻研究表明，那些着眼於未來的共和黨候選人表現非常出色。而沉湎於過去的候選人則表現不佳——尤其是那些執着於重提舊賬的候選人。縱觀全美，雖然民主黨在各地選舉中圍繞墮胎議題投入了超過3億美元資金，但你可以指出許多案例證明這並非決定性因素。

扎克·納恩如今是愛荷華州得梅因市的國會議員。他完成了75年來愛荷華州首次全部由共和黨人組成的華盛頓代表團陣容。他擊敗了只談論墮胎議題的眾議員辛迪·阿克森。那本是民主黨佔優的選區。但扎克以原則和同理心應對，帶着妻子和八個孩子（我記得是）上電視表示：“這就是我們的立場。但我們會展現同情心，我們將陪伴意外懷孕的女性度過危機，提供支持並捍衞生命權。“他贏得了選舉且表現優異。

布萊恩·坎普在全美最激烈的選戰中輕鬆勝出。他在初選時受到前總統欽點候選人的挑戰，卻通過專注未來議題以50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儘管他簽署了"心跳法案”（禁止懷孕六週後墮胎），仍以7個百分點優勢擊敗了美國最強悍的民主黨候選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俄亥俄州的邁克·德温同樣簽署了六週心跳法案，最終以20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

因此，我確實認為正確的結論是——雖然我理解我曾經的競選搭檔為何持不同看法——那些在全國範圍內專注於重新爭論過去的候選人表現不佳，包括在我們本應表現良好的州和選區。而着眼於未來的候選人則表現非常出色。我仍然認為，首要的是，即使從政治角度而言——即使這會帶來政治代價，我也會堅持捍衞生命權。但我實際上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關於生命權的新階段，它已被交還給各州和美國人民。

關於聯邦立法禁止15周後墮胎：

我與曾經的競選搭檔還有另一分歧，他們聲稱這只是各州的事務。最高法院並未僅將其交還給各州。我認為這對反墮胎運動可能是一個陷阱。實際上，最高法院將其交還給了各州和美國人民，而美國人民選舉總統、參議員和眾議員。因此，我認為珍視生命神聖性的美國人民希望看到我們繼續推進這項事業……

我很樂意支持這一立法。這將使美國與歐盟國家的法律更為一致。歐盟的平均墮胎法規定在12至15周。我的意思是，在國家層面，我們目前的法律更接近於中國和朝鮮。所以我當然會支持這一改變。

關於支出與債務：

如今，我們的國家債務規模自二戰以來首次與經濟總量相當。但現實是，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未來25年債務將再增加120萬億美元。這還是基於一套樂觀的財政收入預測和固定福利支出。我的判斷是，如果等到我那三個絕對完美的孫女——她們現在分別是2歲、4個月和4個月大——等到她們25歲才處理這個問題，所有選擇都將非常糟糕——無一例外。根據我尊敬的經濟學家們的分析，屆時要麼必須將工資税翻倍，要麼引入某種歐洲式的福利國家税收制度，比如增值税或其他税種，因為數字根本對不上。我們將在競選中多次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實現福利改革的第一步是：(a) 有勇氣直面這個問題，(b) 向美國人民坦誠危機的嚴重性。

關於保守主義如何變化：

我不認為這場運動發生了多大改變。我認為我們為其增添了內容，在其基礎上進行了建設。但這場誕生於拉塞爾·柯克撰寫《保守主義思想》之時、巴里·戈德華特闖入美國政壇之際、羅納德·里根1980年當選總統之際的運動——一個致力於強大國防、有限政府、傳統道德價值觀的運動——我認為這仍是該運動的根基。過去七年我發表過大量演講，可以負責任地説：這些理念至今仍能引發共鳴，對吧？

我們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邊境安全即國家安全"的理念，還有"既要自由貿易也要公平貿易"的主張…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改變了美國對中國的共識。美國民眾已普遍意識到，中國是當今美國面臨的最大經濟與戰略威脅，這一認知正激勵着我們運動的參與者。不過我認為這些都是對原有原則的拓展，而非顛覆…

我們運動的領導者需要抵制誘惑——抵制那些脱離保守主義原則的民粹主義迷音…那並不能激勵我們的人民取得勝利…如今黨內有部分核心成員支持前總統。我尊重這點。他們完全的權利認同他。2016年大選時我常説：人們厭倦了被説教——厭倦了被告知"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厭倦了被告知"黃金時代已逝”，厭倦了像里根那句名言説的"遠在首都的小撮知識精英能比我們更懂如何規劃生活”。我真心尊重並喜愛這些人，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將這種強烈情感寄託於他，這無可厚非，這很好。

我相信，絕大多數共和黨人不僅因對他的欣賞及其領導力而充滿熱情，他們依然被相同的原則所驅動。我認為那些人也同樣被這些原則激勵着。但黨內將圍繞我們的方向、立場及目標展開一場有價值的辯論。

關於烏克蘭戰爭：

如果我們擁有一位像歷任總統那樣在關鍵時刻展現緊迫感的總統，那將非常理想。比如1985年裏根提出里根主義時……他明確表示：若你願意在祖國對抗共產主義者，我們將提供資源助你在那裏作戰，從而避免我們在此與之交鋒。在我看來，這正是促成蘇聯解體的關鍵之一……這種積極支持自由戰士的前瞻政策。我依然認為這種精神猶存。

自烏克蘭戰事爆發以來，過去一年我在全國演講時必須指出，共和黨聽眾對此深有共鳴……我們需要一位能闡明我們在烏國家利益的總統——絕非籠統的"捍衞全球民主"這種空話。天啊……不，遏制俄羅斯在東歐的野心完全符合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百分之百如此……

當前競選陣營中，我的前競選搭檔竟表示無法表態支持哪方。還有其他人聲稱介入不符合我國利益。這絕對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從現實角度也顯而易見：遏制俄羅斯在東歐的侵略行徑關乎我國利益，因為他們很快會越過邊界，迫使我們根據北約第五條"必須"而非"可能"派遣軍隊。

但另一方面，你想想——短短一年內，俄羅斯就從世界第二軍事強國淪為了烏克蘭戰場上的第二軍事力量。這是件好事……

習近平主席將根據烏克蘭戰局的結果來制定中國的戰略目標。我毫不懷疑，只要他繼續看到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遏制俄羅斯的侵略並堅持到擊退俄軍入侵，我認為亞太地區就會更平靜。反之——我想我們可能將面臨一個更加危險的世界。

關於初選勝選之路：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討論誰勝選誰敗選。我參選是因為我清楚誰不該勝選。同時懷着謙卑的信念，我不僅準備贏得選舉，更準備為國效力。這就是我的出發點。

但勝選之路——我必須坦言。沒能在家鄉宣佈參選總統對我來説並不容易。我是土生土長的印第安納人；兩年前我們搬回印第安納州，我母親不便遠行。但我們在艾奧瓦州宣佈了參選，好吧，你們應該能明白其中深意。現場反響熱烈，民眾熱情高漲。

我認為勝選之路始於——文斯·隆巴迪説過，有時候沒有什麼比直接上場贏得比賽更重要。我想未來六個月裏專家和民調機構會不斷唱衰各種可能性。但在座各位政治觀察家都心知肚明，有多少所謂的"必然"最終並未成真……那些在這個階段被視為絕對穩操勝券的人，到最後連初選都無需舉行就黯然退場。

我想分享一下在愛荷華州各地旅行時獲得的印象…我認為實際情況比當前民調顯示的更為開放。我傾向於認為前總統在民調中的優勢更多反映了拜登的糟糕表現。真的。我的意思是，接到電話問"你支持誰"時，人們會立刻説出熟悉的名字——因為拜登實在太差勁了，即便他們對上屆政府的基調或政績並非完全滿意。可以説，除了最頑固的民主黨人，三分之二美國民眾都知道我們執政時更好。邊境安全、經濟繁榮、世界和平，這些他們都明白…

關於面對特朗普先生：

你需要聽聽我的競選宣言…我一開始就談到1月6日事件。我認為必須明確表態——雖然現在流行一種陳詞濫調，但那天我們履行了憲法職責。我要讓民眾明白：當天總統要求我將他的意志置於憲法之上。我在宣言中説：我選擇了憲法，永遠都會。我也表示希望他能醒悟，明白那天他被誤導了關於我的權限。但他沒有。至今他還在聲稱我擁有憲法並未賦予的權力…

相信我有權推翻選舉結果的人絕對是少數，但這個羣體不容忽視——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特朗普總統持續散佈這種言論。但這不是事實。我在宣言中説：特朗普總統當時錯了，現在依然錯誤。我還強調：任何將自己凌駕於憲法之上的人都不該當總統，任何要求他人違背憲法的人都不該再掌權。這番話贏得了掌聲…

人們問我：你如何看待自己與唐納德·特朗普的辯論？我總是回答，我和特朗普辯論的次數多到記不清了，只是沒有攝像機對着我們。我會享受這場辯論，我期待它，我認為這會很棒。

關於企業推行左翼社會政策：

在我任職期間，我曾與激進的美國企業界有過交鋒。我在2015年通過《宗教自由恢復法案》時就説過，這是覺醒的美國企業界與美國之間的第一場較量——他們來到印第安納州，引發了一場風暴。這場爭議持續了數月之久。最終我們通過堅定捍衞印第安納州憲法對宗教自由的承諾平息了風波……

但我當時從未做過的是，試圖懲罰那些對該問題持不同看法的企業。而今天在你們的[社論]中，我看到加州又在故技重施。加州政府現在要因為公投結果，對州內快餐店採取不同公共政策立場的行為進行懲罰。更甚者，加州最近宣佈將取消與沃爾格林的1.2億美元合同——並非因為沃爾格林在加州的行為，而是因為該公司表示不會在禁止銷售墮胎藥的州銷售此類藥物。加文·紐瑟姆和加州政府聲稱要懲罰這傢俬營企業。

我曾就此與佛羅里達州長及州政府爭論過。我強烈支持他們保護兒童免受激進性別認同議程影響的努力……但對於隨後針對迪士尼及其徵税權的打壓決定——我實在無法認同……任何州都不應動用政府權力來懲罰持不同政見的企業。讓我們在州議會中較量，在國會中辯論，用選票説話。除此之外，應當繼續前行。我認為無論是加州還是佛羅里達州，他們都應該停止施壓，讓政治鬥爭留在公共領域，讓自由市場發揮作用。

關於特朗普政府對新冠疫情的應對：

最初宣稱的15天延緩傳播計劃延長到45天——實際上並未完全執行，因為大約30天后我們就開始重啓國家——這個策略旨在爭取時間籌備物資、擴大檢測能力並確保醫療系統不被壓垮。當時他們就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疫情工作組找到我説：聽着，如果西雅圖、紐約、新澤西、新奧爾良和底特律的情況在全國各地上演，我們將面臨巨大危機，因為醫療物資短缺、檢測能力嚴重不足、呼吸機儲備見底。人們會因得不到治療和資源而死亡。

我認為早期措施用體育術語來説就是"戰術暫停”——暫停30天，原定15天延長到30天后我們就重啓國家——這從來就不是長期政策……我認為這個策略是有效的。問題在於許多民主黨州長把臨時戰術當成了長期政策執行，這完全沒有依據……

我們從未建議關閉學校，從來沒有。事實上，當我看到民主黨州準備長期關閉學校時非常震驚。2020年秋季臨近時，我聯合貝琪·德沃斯和整個團隊，在教育部召開滿場媒體的新聞發佈會，公開聲明不要求關閉學校。但大多數民主黨州仍堅持關閉，這給孩子們造成巨大困難，導致學業倒退。我真希望當時能採取更強硬手段……

當我成為特別工作組負責人時，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增加了財政部長、農業部長和我們的首席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的參與。因為在我接手之前組建的這個工作組主要由衞生官員和科學家組成。我説過，這將對美國人民和美國經濟產生廣泛影響……

佐治亞州是第一個重新開放的州。我實際上在四月中旬去了那裏，並請州長坎普共進午餐。我還去了佛羅里達州，在一家披薩店與州長德桑蒂斯共進午餐——只是為了強調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可以重新開放。在我看來，這是我們政府傳達的信息，但最終全國各地的民主黨州長都在利用他們的權力來決定學校政策和地方政策，許多由民主黨領導的城市也在這樣做。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從四月中旬開始，我們的信息就是向前推進重新開放。

關於特朗普先生的聯邦起訴：

首先，我要強調一點，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美國的核心原則。另一個核心原則是，作為美國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你是無罪的。所以前總統有權被推定為無罪。

但我想説的是：根據我作為副總統和在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多年的經驗，處理機密材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它直接關係到我們國家的安全。在閲讀了起訴書後，這些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我無法為這些指控的內容辯護……

有關美國及其盟友國防能力、核計劃以及潛在弱點的文件若被公開，即便是無意泄露此類信息，也可能危及我們的國家安全和軍隊安全。坦白説，作為家中有兩位直系親屬在美國軍隊服役的人，我絕不會輕視保護國家機密的重要性。

但話雖如此，在司法部多年政治化運作之後——我親身經歷了兩年半的"通俄門"鬧劇，如今根據達勒姆報告已證實該調查本就不該啓動；媒體還不斷糾纏2016年大選中與前國務卿相關的事件——在經歷多年政治操弄後，我很難相信這次起訴決定完全沒有政治因素。這也正是我要求司法部長向美國人民公開説明的原因，需要解釋他在起訴前總統這一史無前例的決定中，其個人意志或判斷究竟發揮了何種作用。

數百萬美國人對這次起訴深感不安，特別是考慮到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大選中曾有非常相似行為卻未被起訴。我國必須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我的核心觀點是：美國人民對司法部失去信心不僅源於此事，更源於一系列被揭露的長期濫用職權行為。正如我公開聲明過的，若當選總統將徹底改組司法部高層，啓用兩黨都認可的、忠於法律的精英人才，為司法部帶來全新開端。我就説這麼多。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邁克·彭斯3月29日在愛荷華州厄本代爾發表講話。圖片來源：查理·內伯格爾/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