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償不過是特權階層的夢想——《華爾街日報》

如果簡單的邏輯是種族問題中衡量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對美國黑人的賠償就完全合理。我們經歷了四個世紀尤其殘酷且貶低人格的迫害。奴隸制及其後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從早到晚、從生到死的壓迫。反對賠償的唯一理由只能是：當代的任何賠償都無法真正彌補歷史創傷。

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們黑人幾乎被各種尋求補償的社會計劃和政策淹沒。1964年的《民權法案》不是開啓了美國的賠償時代嗎？

這個時代不是隨着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計劃延續了嗎？這兩項大規模社會工程旨在"在我們這個時代終結貧困"。隨後出現了促進融合的校車計劃、免費公共住房、大學錄取的種族優待、就業領域的平權行動，以及越來越慷慨的福利救濟等等。

最近，美國各類機構又興起一種新的覺醒話語體系，充斥着"公平"“包容"“交叉性"“觸發點"“親和空間"“盟友"等華而不實的詞彙，當然還有萬能標籤"多樣性”——如今既是強制要求也是品牌標籤。美國已經進行了約60年可稱為賠償性社會改革的嘗試——這些改革不僅旨在提升窮人地位，更特別針對像美國黑人這樣因歷史積怨而陷入貧困的羣體。

如今我們能看到60年代看不到的事實：這一系列政府計劃未能使美國黑人達到與白人相近的地位。在幾乎所有重要指標上——教育成就、非婚生育率、房屋擁有率、離婚率——黑人都處於種族差距的落後端。這種由政府機構試圖提升曾被壓迫者地位的賠償式改革模式已經失敗。

但在一個自60年代以來對其種族主義歷史愈發懺悔的美國，為何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失敗？我認為，答案在於“偉大社會”計劃本質上是虛偽的。這是一系列旨在展示美國終於擺脱長期縱容種族主義污點的賠償性改革。它是一場盛大的道德表演——當時代需要的是幫助長期受壓迫族羣適應現代社會的艱苦工作時，它卻只提供了道德宣傳。

但黑人發展道路上更大的障礙恰恰是自由本身。60年代中期，當民權運動和馬丁·路德·金成為晚間新聞的常客時，我們美國黑人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金那句“全能的上帝啊，我們終於自由了”的宣言將自由描繪成天堂。但自由必然也令人恐懼——壓迫使我們習慣於壓抑人性，安於永久屈從。這絕非為自由生活做好的準備。

我相信正是與自由的這場遭遇（其令人畏懼的責任重擔、對未知的恐懼、遭受羞辱的風險）迫使美國黑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犯下了一個嚴重錯誤。

種族隔離時期，我們渴望的是根植於民主原則的自由。60年代我們贏得了這場鬥爭。但就在《民權法案》墨跡未乾時，一種基於種族膚色和原始渴望的新抗議聲音——“黑人權力”——突然爆發。

為了適應，我們將美國種族抗議的核心訴求從權利和法律轉向了身份認同。如今，種族優待政策已滲透到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份認同被推崇的程度，幾乎與昔日自由的地位相當。

這一切遵循着一個簡單公式：在任何羣體的身份上疊加受害歷史，就能創造出特權訴求。當今非裔的身份認同是一種以受害者為中心的身份建構，旨在為黑人在美國生活中爭取特權。按照這種身份邏輯，我們黑人可被稱為"公民-受害者"或"特權公民”。

這種思維的明顯弊端在於，它誘使我們畢生追逐平權法案等特權。在更廣闊的美國社會，這隻會讓我們因渴求特權而淪為乞憐者。賠償永遠只能是特權幻夢。

斯蒂爾先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著有《羞恥：美國的歷史罪孽如何使國家兩極分化》。

1960年2月27日，田納西州納什維爾麥克萊倫雜貨店前的黑人示威者。圖片來源：吉米·埃利斯/美聯社刊載於2023年6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賠償不過是特權幻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