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之外》書評：羅斯·斯泰倫的使命* - 《華爾街日報》

羅斯與威廉·斯泰倫1982年合影。圖片來源：Ron Galella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許多人生故事始於出生與童年，但羅斯·斯泰倫在回憶錄開篇並未着墨早年歲月，而是聚焦"改變我人生的兩週"。1974年1月，這位詩人、四個孩子的母親兼小説家威廉·斯泰倫的妻子，正與大女兒在智利為國際特赦組織執行首次"秘密行動"。此前一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中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組織委派斯泰倫調查阿連德政府部長們遭軍政府殺害、監禁或"失蹤"的情況。“整個過程宛如007劇情”，她寫道。但作為新手，她艱難地意識到這項調查任務危機四伏。

斯泰倫回憶了喬裝接頭、設計暗號、抄錄偷運機密文件、躲避監視其行動並搜查酒店房間的政府特工等經歷。這段驚險敍事中交織着皮諾切特暴政受害者的血淚證言。她通過多篇報道披露這些暴行，歸國後更敦促司法部改變拒絕智利難民庇護的政策。自此，她確立了國際人權活動家的新身份。

斯泰倫女士的智利之行只是《超越此港》中眾多難忘軼事之一。這部作品生動記錄了她充實的一生——由家庭友誼、旅行寫作、新聞報道與社會運動交織而成的豐盈人生。通過講述自身故事，展現個人成就，證明自己不僅是文豪之妻，她成功走出丈夫的光環，綻放獨特光芒。

以精彩開篇吸引讀者後，斯泰倫回溯童年時光並按時間順序展開敍述。1928年出生的羅斯·伯格安德是巴爾的摩書香門第中最小的孩子，十一歲那年夏天的"神奇墨西哥之旅"在她心中播下了熱愛旅行的種子。其他興趣的萌芽也在悄然生長：三年級展露詩歌天賦，與共和黨父親進行政治辯論（“我絕對是民主黨陣營”），並立志成為"想要拯救至少部分世界"的和平主義者。

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就讀期間，她邂逅了兩位客座作家——“非凡的迪倫·托馬斯與看似平凡的威廉·斯泰倫”。1952年羅馬之行中，與杜魯門·卡波特同行的後者給她留下深刻印象。“比爾，你該娶這姑娘！“卡波特某晚對斯泰倫説道。次年春天，羅斯·伯格安德成為羅斯·斯泰倫，夫婦倆在康涅狄格州羅克斯伯裏定居逾半個世紀。

在此期間，斯泰倫夫人多面開花：養育四個子女，創作出版詩歌，協助丈夫記錄每日文稿並在其抑鬱症發作期間悉心照料。他們與眾多政壇文化名流交往密切：康州密友圈包括阿瑟·米勒、彼得·馬修森等人；瑪莎葡萄園的社交圈則涵蓋克林頓家族、肯尼迪家族、莉莉安·海爾曼等名流。與此同時，她逐漸成長為一名人權活動家。

斯泰倫女士書中最為引人入勝的章節，莫過於她為受暴政壓迫者奔走呼號的經歷。“我痴迷於改變國外反人權的政策”，她寫道。她為國際特赦組織遠赴各地，並在本土推動廢除死刑計劃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83年，她前往柬埔寨和越南為外交關係委員會收集人權問題數據。兩年後，作為美國筆會自由寫作委員會主席，她深入東歐：在布拉格與瓦茨拉夫·哈維爾等異見人士秘密會面；在華沙經歷了一場"可疑的冒險”，最終意外會見了波蘭頭號通緝犯。1996年，她又飛赴戰火蹂躪的薩拉熱窩，為戰爭摧殘下的婦女籌劃援助。

書中尤為突出的章節聚焦斯泰倫的"奧威爾式一年”。1985年，她中斷布達佩斯之行，發現丈夫"陷入全面崩潰"（斯泰倫四年後在《可見的黑暗》中記述了這段"瘋狂回憶錄"）。她坦率描述當時心境：“我在困惑與憤怒間絕望搖擺，在對比爾的心疼與對我們未來的絕望中反覆掙扎。“斯泰倫女士透露，15年後丈夫第二次精神崩潰時，她經歷了"人生至暗時刻”。她勸説他完成電擊治療。“你在殺我”，丈夫説道。當他重返治療室時，妻子"徹底崩潰了”。

書中並非每一章節都同樣引人入勝。此外，斯泰倫女士的散文筆觸偶顯平淡（“他是最親切的主人，我們享用了一頓豐盛午餐”），還夾雜着令人疲憊的驚歎句（“他怎敢如此！純屬虛構！"）。更令人沮喪的是，書中多次描述她屈服於斯泰倫的任性脾氣和最後通牒，接受他對她寫作的消極漠視（甚至有一次是積極阻撓），並小心翼翼地不觸犯他的尊嚴：“羅伯特·佩恩·沃倫是他敬重的朋友，比爾不願在智識層面與我分享這位朋友。”

所幸這些瑕疵並不多見。斯泰倫女士的作品整體洋溢着温情、機智與洞見。她以犀利筆觸描繪丈夫形象（“從不乏味，永遠卓越，有着令人着迷的善變天性”），同時讓讀者從多重角度認識自己——作為朋友、女主人、“四處奔波的樂觀主義者和自然愛好者”，以及自由、平等與正義的堅定捍衞者。作為故事講述者，她分享着那些被其稱為"心靈冒險"的篇章。這些故事源自心靈，更發自肺腑。

福布斯先生是蘇格蘭愛丁堡的作家，其作品曾發表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等刊物。

本文發表於2023年6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對抗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