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作品：湯姆·拉赫曼的《冒牌貨》——《華爾街日報》

我花了太多時間琢磨湯姆·拉赫曼為何將新書命名為《The Imposters》而非更常見的拼寫"Impostors"，這種無謂的糾結恰讓我理解了書中主角朵拉·弗倫霍夫揮之不去的存在主義悔恨。73歲的朵拉初現痴呆徵兆，作為一位描寫"小人物遭遇小危機"的冷門小説家，她正面臨創作回報的遞減。書架上那些印着她肖像的書籍，是以犧牲深厚人際關係為代價換來的，如今她開始懷疑這筆交易是否值得。“我不再擔心自己可能無足輕重，“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已對此深信不疑。”

《The Imposters》記錄了朵拉試圖用記憶碎片與未竟渴望創作最後一部小説的過程。每章以日記開篇，隨後切入她生命中某個人物的故事。首章講述同父異母的弟弟西奧——年輕時在印度揹包旅行中神秘失蹤。朵拉虛構了錯綜複雜的情節來戲劇化他的消失，後續章節中對疏遠的女兒貝克（洛杉磯喜劇編劇）和前情人艾倫（在法國獨自撫養他們殘疾孩子的男人）也進行了類似創作。

被賦予生命的角色不全是親人。更耐人尋味的是那些萍水相逢卻被朵拉想象出完整人生軌跡的過客。在澳大利亞宣傳旅行中邂逅的同僚作家，在最富喜劇色彩的章節裏淪為地獄級圖書巡演的倒黴主角；前來清理舊書傢俱的阿拉伯搬運工，則將她引向黑暗想象，圍繞他展開的虛構故事發生在敍利亞殘酷監獄中。

隨着故事章節的累積，平行世界逐漸具象化。首先是朵拉虛構的夢境，她筆下的人物開始反覆出現並相互交織，逐漸構建出一個完整的小説世界。另一面則是疫情封鎖期間朵拉帷幕後靜止的生活，勾勒出一幅極度孤獨與隔絕的圖景。寫作始終是朵拉通往"專注之樂"最可靠的途徑，但這同時也透露出更絕望的意味：這是她為彌補現實中放任消逝的人際紐帶，所做的最後掙扎。

這種絕望情緒統合了小説的所有元素——朵拉不斷將自己的恐懼與憂鬱投射到角色身上。“經歷只能照亮身後的路。它無法證明這條路本身是否錯誤，也無法證明你的時光——那些近乎輝煌的成就與憤懣，主動選擇的學識與刻意忽視的領域——是否構成了虛度的人生，“某個角色沉思道，其口吻簡直像創作者本人的獨白。朵拉無法停止將自我植入虛構故事，這正暴露了她作為小説家日漸衰退的創造力。多重敍事屏障的設立（拉赫曼先生以反諷筆調描寫朵拉，而朵拉又以反諷姿態描寫其他作家），營造出整體性的匱乏感與規避態度。讀者終將意識到，《冒牌者》的悲愴感很大程度上正源自其薄弱之處——這部小説未能完全打動説服我們的種種缺陷。

寫作的弔詭之處在於：我鮮少見到其他職業能讓人將矛盾心理直接植入作品（但願牙醫不會用拙劣的補牙來隱喻時間與腐朽）。這種執念情有可原：自我懷疑是人類共性。但作家容易濫用這種特權，既完美契合私人焦慮，又為作品失敗時提供了藝術託辭。拉赫曼前作《意大利語教師》（2018年）關於著名畫家自我厭棄的兒子，同樣採用動搖敍事可信度的元小説手法。在我看來，這位作家是時候卸下元小説的防禦機制了。《冒牌者》在情感緩衝層之下仍能頻頻觸動讀者，恰恰證明拉赫曼的才華遠超自我認知——至少超越了他迄今敢於展現的水平。

在悶熱的夏季，悔恨或許是一件令人窒息的沉重外衣，而克里斯蒂娜·林奇的新作《莎莉·布雷迪的意大利冒險》卻以其戰火紛飛的背景，為讀者送來一陣機智與魅力的清風。莎莉是大蕭條時期愛荷華州的棄嬰，被一位女演員為公關噱頭收養，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沙龍聚會與滑雪度假中長大成人。當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拖入戰爭時，莎莉正旅居意大利，為上層社會八卦專欄代筆，卻轉眼因"敵國僑民"身份被捕，由此開啓了她憑藉機敏頭腦和交友天賦在囚徒與逃亡者身份間求生的傳奇。

與她驚險經歷交織的是農民小説家拉波的困境——這位意大利作家被法西斯政府脅迫為墨索里尼撰寫聖徒傳，堪稱作家焦慮的終極來源。在這個同流合污與背叛出賣氾濫的年代，拉波與莎莉不僅要掙扎求生，更要守護人性之光。莎莉的秘訣是以頑強的樂觀面對戰爭，彷彿這場浩劫只是場荒誕的化裝舞會。林奇女士毫不吝嗇那些通常保留給電視劇本的犀利對白：“對我們來説，愛情是娛樂，性是權力，婚姻是生意”，莎莉的明星養母如此宣稱。但對莎莉——以及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説而言——戰爭催生了一套更温暖的新生存法則。

刊載於2023年6月24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