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把農場押在“拜登經濟學”上——《華爾街日報》

聽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的説法，“拜登經濟學"將帶我們回到未來。在布魯金斯學會4月的一次演講中，沙利文先生宣告了一個基於強有力的"公共投資願景"的"新華盛頓共識”，這一願景摒棄了市場總能有效配置資本的錯誤信念。

沙利文先生深情回憶的美國"戰後歲月"中，大部分公共投資最終流向了農業。鑑於政府有意復興這一傳統，回顧我過去50年親身經歷的農業政策或許有所裨益。

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為抑制食品價格上漲而禁止大豆出口時，我正在讀高中。七年後，我剛開始務農時，吉米·卡特總統為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禁止對蘇糧食出口。羅納德·里根總統解除了禁令，卻不得不面對多年來將糧食價格維持在市場出清水平之上的農業政策後果。由此產生的過剩意味着中西部地區無數膠合板倉裏堆滿了腐爛的玉米。1983年我們通過著名的實物支付計劃解決了這個問題——山姆大叔付錢讓我們閒置多達50%的土地。農業政策一團糟；我們農民都去釣魚了。

這種混亂在政府推行農業政策的其他方面也很明顯。從大蕭條開始，華盛頓付錢給農民不是讓他們閒着，而是讓他們種植已經過剩的作物。政府根據作物面積基數——每種作物歷史平均種植面積——發放補貼。儘管穀物倉庫和期貨市場的價格信號告訴我們該停止種植某些作物，但沒人敢理會這些數字，生怕失去補貼。因此我們繼續種植與去年完全等量的玉米。

正如我們在密蘇里州常説的，那簡直像瘋了一樣瘋狂。無論我們的家庭多麼重視勤勞節儉，我們始終傳承着“保護根基”這一要務。華盛頓的產業政策曾助長了這種觀念，所幸1996年國會通過《農業自由法案》時對其進行了修正。

早在兩年前，國會就修訂了農作物保險計劃。通過增加補貼，旨在以保險機制避免未來臨時性災害救助，同時讓補貼保險在不扭曲市場的前提下支撐農民收入。雖然效果時有反覆——每逢偶數年遭遇旱澇災害時，政府總會展現出特殊的慷慨——但農作物保險已成為聯邦政府對農民的主要財政支持。

1994年1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隨後簽署的其他貿易協定為美國農民大幅拓展了商機。這些安排成效顯著：美國農產品出口額從1997年的628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1960億美元。

沙利文先生在布魯金斯學會演講中痛惜道，這個時期的政策"推崇減税與放松管制，將私有化置於公共行動之上，並將貿易自由化本身作為終極目標"。然而此間的農業政策雖步履蹣跚，卻逐步轉向讓農民根據市場信號種植，結果相當積極。這些變革終結了持續半個世紀的政府付費讓農民儲存過剩糧食的政策，推動出口大幅增長。雖然農業尚未完全迴歸自由市場，但對市場的關注已培育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效農業體系。

政府對農業的投資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批評者認為聯邦計劃常常以納税人為代價補貼成功的農場主，而支持者則聲稱這些計劃挽救了家庭農場，保護了那些沒有政府援助就無法生存的勤勞人民。經濟學家發現，農業計劃帶來的超額利潤會推高地價，人為抬高土地價格，從而使現有農場主比新進入者更具優勢。一些觀察家抱怨某些農業政策（如乙醇強制令）刺激了需求，而其他政策（如補貼作物保險）則增加了供應。

政府農業計劃的設計者曾相信他們的努力對公共利益是必要的。但他們創造的政策混亂局面揭示了界定公共利益並制定促進公共利益的政策有多麼困難。

近期並非自由市場的勝利，但沙利文先生所向往的公共投資時代也並非如此。有一點是確定的：像我這樣的農場主通過尊重市場以高效生產的方式配置資本，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

赫斯特先生是種植大豆、玉米和經營温室的農場主。

7月28日，喬·拜登總統在緬因州奧本市的奧本製造公司談論其經濟計劃"拜登經濟學"。圖片來源：布倫丹·斯米亞洛夫斯基/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出現在2023年8月1日的印刷版中，標題為《我不會把農場押在"拜登經濟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