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是否應該對政治爭議話題發表評論？——《華爾街日報》

當首席執行官們就當前政治和社會議題發聲時，可能引發投資者和員工的雙重抵制。圖片來源：賈斯汀·萊恩/EPA/Shutterstock美國社會在幾乎所有重要與非重要議題上的兩極分化現象，為企業領導者帶來了嚴峻挑戰。許多CEO迫於員工、客户和投資者的期待壓力，或出於道德責任感，不得不對熱點議題表明立場。但公開表態可能招致反噬，既損害企業利益又加劇社會分裂。

那麼，CEO究竟該如何抉擇？

杜克大學商業與公共政策教授羅尼·查特吉認為，過度謹慎可能適得其反，既不利於企業發展也無益社會進步。而利哈伊大學管理學教授安德魯·沃德指出，企業和社會面臨的更大風險在於CEO對爭議性議題公開站隊。

正方觀點：這是卓越領導力的組成部分

羅尼·查特吉 撰文

早在2015年，我與同事邁克爾·託菲爾就創造了"CEO行動主義"一詞，用以描述企業領袖們就LGBTQ權益、移民政策、氣候變化應對等爭議性議題公開發聲的現象。過去八年間，CEO行動主義的生態已發生深刻變革。

羅尼·查特吉許多曾為這些直言不諱的高管喝彩的人，如今愈發懷疑激烈言辭能否推動相關議題取得進展。一些政客、投資者和顧客開始抵制"覺醒主義"企業，似乎正在提高那些敢於表態的CEO和企業的代價。爭論焦點已轉向CEO是否應該徹底停止談論政治。

但沉默既無助於商業發展，也無益於社會進步。

CEO理應繼續就影響其業務的社會議題發聲。這種表達是成為高效領導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並非每位商界領袖都需要對每場公共爭議表態。CEO及其董事會必須清醒認識到，就任何議題站隊都存在風險。但在2023年的今天，若只敢在少數所謂"安全議題"上發表陳詞濫調，這根本不能成為選項。

首先，當下最具爭議的政治社會議題往往也是關鍵商業議題。例如關於是否及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辯論，將影響數萬億美元資本流向，並波及全球所有大型企業。美國在全球的角色——特別是對華關係及對外貿易投資政策——將直接決定企業的發展空間和股東回報。最後，民眾對政府等民主機構信任度的持續下滑，正在助長"政經體系腐敗論"，可能引發最終損害商業利益的社會動盪。

正如首席執行官們不會停止就税收政策或環境法規等問題發聲一樣，忽視這些更廣泛的議題將使他們自陷險境。

員工和消費者也將持續推動高管們發聲。愛德曼傳播集團最新報告顯示，60%員工表示不會為對種族不公保持沉默的企業工作。晨間諮詢公司民調則指出，69%美國成年人認為CEO應就政治、社會和文化議題表態——這個比例在眾多大企業竭力爭取的年輕消費羣體中更高。

某些情況下，強烈的個人信念也會驅使CEO們發聲。身為移民、LGBTQ羣體成員或宗教信徒的領導者，可能出於社會責任而必須表明特定立場。企業使命宣言同樣具有影響力：對於標榜以客户為中心、注重員工文化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直接影響其客户、員工和社區的爭議中保持中立，將與其公開宣稱的使命價值觀背道而馳。

公開表態並不一定會如某些人所擔憂的那樣加劇兩極分化。事實上，這與促進對話和減少分歧並不矛盾。首席執行官們可以邀請持相反觀點的商界同行甚至員工共同探討議題，以此推動建設性對話。

有人認為高管發聲可能迫使持異議員工離職——這會損害職場多樣性。但某些情況下，贊同CEO立場的員工可能比反對者表現出更強烈的情感共鳴。此時公開發聲既能增強支持者的留任意願，又不會疏遠多數反對者。

當然，有時也可能適得其反。正因如此，CEO們需要審慎評估表態的時機與必要性。不同領導者會有不同程度的發聲選擇。但總體而言，企業高管參與社會爭議（包括最具爭議性議題）的表態趨勢將持續存在，因為這些討論最終會影響公司發展。

羅尼·查特吉是杜克大學商業與公共政策教授，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反對觀點：這隻會疏遠眾多員工

安德魯·沃德 撰文 

近期，CEO們越來越多地就社會政治議題發聲，從"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投票權問題，到佛羅里達州《家長教育權利法案》（即"不説同性戀"法案），再到各州墮胎限制。高管們選擇發聲的動機顯而易見，但這些理由並不能抵消公開立場對公司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安德魯·沃德高管們更頻繁發聲的一個原因是，在政治兩極分化和對政府及媒體普遍缺乏信任的當下，企業已成為我們最受信賴的機構。埃德爾曼年度信任度調查顯示，64%的人認為由於這種政治極化，我們甚至無法再就關鍵議題進行理性辯論。人們轉而期待企業能表明立場，為常識的迴歸奠定基礎。

企業在社會和政治議題上還面臨着來自員工的壓力。Atlassian針對千禧一代職場期待的調查顯示，61%的千禧員工更願意為在社會議題上表態的企業工作，49%表示會因價值觀不合離職。全美大學與僱主協會的調查則發現，71.8%的應屆畢業生將多元包容視為首要價值觀。

表面看來這很積極：年輕人正積極參與重大社會政治議題，推動企業明確表態，填補政治與媒體機構失能留下的空白。但這絕非好事，實則是場蓄勢待發的災難。

正如調查所示，如果員工確實希望公司對社會和政治問題採取鮮明立場，並會因立場與自身價值觀不符而離職，那麼從邏輯上必然導致企業逐漸同質化——員工在這些爭議性議題上將持完全相同的觀點。這違背了多元共融的核心理念，因為真正的多樣性不僅體現在外貌差異，更應包含對各類問題持有不同見解。

企業更明智的做法是搭建內部討論平台，鼓勵員工就社會議題展開良性對話，同時向員工傳達"對立觀點均有合理依據"的認知。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可利用其公信力促進當今極化社會中日益稀缺的理性對話，助力社會難題的解決，而非通過選邊站隊加劇對立。

若企業不能超脱於社會分歧之上，反而推波助瀾，最終受損的將是整個社會，甚至包括企業自身。

保持沉默不代表CEO們漠視重要議題。在某些問題上，行動勝於言辭：例如眾多企業正通過應對氣候變化確保長期可持續性，這其中也包含消費者觀感的考量。而地緣政治、外交事務，或涉及法律尊嚴與民主制度的政治辯論等議題，本質上屬於應通過投票箱決定的政治範疇。民眾在選舉政治領袖時已考量其政策立場，企業應尊重選民選擇而非試圖顛覆。若民眾不滿政府政策，改變現狀的權力只屬於下一次選舉時的投票權。

那些擔心不發聲可能會疏遠部分員工和客户的人，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反駁觀點：就爭議性議題發聲必然會疏遠公司大部分員工和客户。對企業而言，更寶貴的是能在員工和客户中保持政治光譜的多樣性。

CEO的個人信仰則更為複雜。在私有或家族企業中，公司體現CEO的價值觀和信念是合理的。但在大型上市公司，CEO的職責是促進公司、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長期利益，其責任是代表公司及其利益，而非CEO個人的信念。

安德魯·沃德是利哈伊大學公司治理委員會主席及管理學教授，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本文發表於2023年10月2日印刷版，標題為《CEO該對政治爭議話題發表評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