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索維爾談"社會正義"的問題 - 《華爾街日報》

托馬斯·索維爾以對種族爭議的深刻見解聞名，但在他跨越六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種族並非其大部分著作的核心主題。現年93歲的索維爾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師從包括米爾頓·弗裏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未來諾貝爾獎得主。他專攻思想史研究，其著作《社會正義的謬誤》延續了他對社會理論與思想史的探索脈絡，此前的代表作包括《知識與決策》（1980年）、《聖化願景》（1996年）和《追尋宇宙正義》（1999年）。

在1987年的經典著作《觀念的衝突》中，索維爾試圖闡釋驅動人類數百年來關於自由、正義、平等與權力之意識形態論爭的根源。書名中的對立"願景"指向指導人們思維的隱性前提。一方持"受限"願景，認為人性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這種觀點濃縮於埃德蒙·伯克"我們無法改變事物與人的本性，只能盡力應對"的宣言，以及康德"人性這根曲木，決然造不出筆直之物"的論斷中。

與之相對的是"無約束"（或稱烏托邦式）的人類處境觀。這種信念認為人類成就不存在固有界限，因此無需權衡取捨。世界和平可以實現。貧困、犯罪、種族主義等社會問題不僅能被控制，更能被徹底消除。索維爾在《社會正義的謬誤》開篇引用盧梭的論述——當這位哲學家寫下"自然確立的人人平等與人自身製造的不平等"時，已然道出無約束願景的精髓。

索維爾先生自1980年起擔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在一次電話採訪中，他將社會正義倡導的核心謬誤描述為"一種假設——認為差異現象是反常的，在正常發展狀態下，人們本應隨機分佈在各種職業、收入水平、機構等領域中。"

他指出這種假設源於美好願望而非經驗或確鑿證據。“我們翻閲大量社會正義文獻，卻找不到任何例證顯示在開放競爭的領域——無論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家，還是有文字記載的數千年曆史中——不同羣體按人口比例均衡分佈的情況。“他在該書論述"機會均等謬誤"的開篇章節中承認剝削與歧視確實存在並導致差異結果，但同時強調"這些弊病只是眾多影響因素之一，它們使得不同羣體——無論是階級、種族還是國家——在經濟或其他領域永遠無法獲得平等甚至相近的結果。”

索維爾認為，不同羣體間巨大的地理、文化和人口差異，使得偏好、習慣和技能接近均勻分佈幾乎不可能實現。進步左派將世界從未實現的狀態奉為圭臬，卻將古今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視為異常。“這種神秘主義認為差異必定意味着有人對落後羣體做了錯事。“社會正義的願景"從一開始就將因果探究簡化為追責遊戲。然而世間絕大多數現象，本就不存在責任方。”

為了闡明這一觀點，書中關於種族謬誤的章節引用了最新的貧困人口普查數據。“種族間的統計差異並不自動歸因於種族——無論是從遺傳學角度還是種族歧視的結果，“索維爾先生寫道。自由派認為黑人更高的貧困率主要是奴隸制、吉姆·克勞法和揮之不去的"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產物。然而，美國有一些幾乎全是白人的地區，他們並未經歷種族主義，但收入卻顯著低於黑人。

書中引用了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亞地區的克萊縣和奧斯利縣，這些地方"90%以上是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數不僅不到全美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甚至比全美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數還低數千美元。”

索維爾指出，黑人行為模式對種族差異的影響比種族主義更大，這一現象已持續相當長時間。過去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已婚黑人夫婦的貧困率始終保持在個位數。且"夫妻雙方都受過大學教育的黑人家庭，收入略高於同等教育背景的白人夫婦家庭。“他補充道，在1899年針對費城黑人的里程碑式調查中，種族學者W.E.B.杜波依斯"曾表示，即使白人一夜之間消除偏見，對大多數黑人的生活也不會產生實質改變。他認為極少數人或許能獲得更好的職位，但對大眾而言現狀基本不會改變。”

針對當今黑白種族間的財富差距，塔-內西斯·科茨、尼科爾·漢娜-瓊斯和伊布拉姆·X·肯迪等作家以社會正義之名呼籲賠償。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知名組織也持相同立場。但索維爾先生認為他們的論點站不住腳：“奴隸制的處境在某些方面與被征服民族極為相似。毫無疑問，被征服者曾遭受殘酷對待——被羅馬帝國征服的命運誰都不願承受。但事實是，幾個世紀以來，這些曾被羅馬征服的歐洲地區反而成為歐洲最發達的區域。”

“同理，當黑人聲稱’我因奴隸制而處境更糟’時，這種説法根本站不住腳。如果賠償要以’假設沒有奴隸制，黑人今日應有的地位’為基準，那黑人反而該向白人支付賠償。”

索維爾對貧困、偏見和歧視有着切身體會。1930年他出生於實行種族隔離的北卡羅來納州，幼年失怙，9歲起在哈萊姆區長大。他高中輟學，參加朝鮮戰爭服役海軍陸戰隊後獲得普通教育文憑。憑藉《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他先後就讀於傳統黑人大學霍華德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最終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學業。

他指出，無論社會正義倡導者主張奴隸制賠償還是對富人增税，其本質都是財富的強制再分配。進步主義者沉溺於他所謂的"棋子謬誤”，將活生生的人視為可任意擺佈的物件。“這個觀點源自亞當·斯密，他對那些自以為能像移動棋子般操控人類的抽象理論家評價極低。“索維爾如是説。

“這種謬誤有多種表現形式，而税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其謬誤在於假設“增税與税收收入會自動同向變化，而實際上它們往往背道而馳”。自由派聲稱“‘我們需要更多資金，所以要讓富人繳納應繳份額’——當然，所謂的‘應繳份額’永遠是個模糊概念。但富人們絕不會坐以待斃。”

歷史上有個典型案例：“當英國決定對美洲殖民地開徵新税時，結果他們不僅沒有獲得更多收入，反而連原有税收都喪失了。”索維爾指出，現代研究表明，個人和企業會反覆通過轉移資金來規避高税率，包括從高税州遷徙至低税州。

儘管社會正義的願景並不新鮮，但索維爾發現，在20世紀前這些思想影響有限——當時知識精英的討論僅侷限於小圈子，觸及人羣極為有限。大眾傳播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極大地擴展了他們塑造輿論（進而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就是例證，知識分子成功讓許多人相信，避免軍備競賽就能防止戰爭，因此裁軍才是維護和平的關鍵。”

社會正義陣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傲慢態度令索維爾深感憂慮，這也成為他撰寫本書的動因之一。“有人曾説，政治左派認為如果上帝能像他們一樣見多識廣，就會做出和他們相同的決策。”尤其令他憤慨的是對異見的壓制。“我們這個時代致命的危險，是對不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與證據日益增長的排斥與壓制——這些意識形態支配着從學術界到企業界、媒體及政府機構的各個領域，”他在書中寫道，“許多成就斐然的知識分子似乎認為，他們的成就能為其跨領域的廣泛主張賦予正當性，即便已遠遠超出其專業範疇。”

索維爾先生本人的成就涵蓋廣泛領域。他出版了40多本書，自2010年80歲以來，《社會正義的謬誤》是他的第六本著作。這本書的推薦，如同他其他許多作品一樣，是因為其清晰的思維、直白的散文風格，將廣博的學識與常識相結合，以及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讓我們那些自命不凡的精英們稍顯遜色。

賴利先生為《華爾街日報》撰寫“向上流動”專欄，並著有《特立獨行：托馬斯·索維爾傳》。

托馬斯·索維爾插圖：特里·肖夫納刊登於2023年10月7日的印刷版，標題為《“社會正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