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敵人是CEO們……我們的同志在加沙”——《華爾街日報》

2017年，當唐納德·特朗普將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一場關於拆除邦聯雕像抗議活動中的暴力事件歸咎於"雙方"時，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對他進行了嚴厲譴責。

“特朗普總統昨天的言論應受譴責，“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主席瑪麗·凱·亨利在一份聲明中寫道。“他堅持將仇恨、偏見和暴力歸咎於’雙方’"，而不是站出來反對"白人至上主義者及其種族主義、反移民、反猶太和反LGBTQ的觀點”。

六年後，亨利女士和其他左翼人士卻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主義戰爭中含糊其辭，將責任歸咎於雙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行為是不可原諒的，“亨利女士在10月10日發推文説。"@SEIU與所有受苦的人站在一起，同時強烈譴責反猶太主義、伊斯蘭恐懼症和一切形式的仇恨。”

特朗普的反對者指責他助長了新納粹主義，但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聖戰暴露出，最激烈的反猶太主義者其實在左翼。也許這是因為左翼活動人士通過反資本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以色列的經濟繁榮和加沙的貧困，認為所有財富都是通過剝削產生的。

看看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基層領導人的聲明，他們表達了對哈馬斯及其事業的支持。

“以色列這個種族隔離國家不斷違反國際法，犯下可怕的反人類罪行。我們堅定不移地與巴勒斯坦的家庭和兒童站在一起，“芝加哥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星巴克工人聯合分會發推文説。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工會附屬機構補充説：“勞工運動必須支持所有人的解放，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

“解放巴勒斯坦從來就不是請客吃飯。你們他媽的到底在期待什麼？”另一位星巴克工人聯合會活動人士發推文指責美國“縱容以色列對加沙民眾即將實施的毀滅與種族清洗”。

“老闆和政府想讓我們認為[哈馬斯]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但他們不是，”SEIU康涅狄格州理事會執行主任庫珀·卡拉威在紐黑文市的反以色列集會上高呼，“我們的敵人是CEO們”，他譴責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佔領”之前補充道“我們的同志在加沙”。

年輕自由派日益將這些截然不同的體制混為一談。他們顯然認為以色列的相對富裕源於對貧窮巴勒斯坦人的剝削，卻忘記——或根本不知道——現代以色列建國頭幾十年實行社會主義且一貧如洗。

自1980年代起，部分得益於後來成為總理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倡導，自由市場改革釋放了經濟活力。如今該國人均收入是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十倍以上。這些改革包括減税、私有化和金融鬆綁以刺激私人投資。

“1980年代中期，伊扎克·沙米爾的利庫德政府——時任聯合國大使正是本雅明·‘比比’·內塔尼亞胡——確實推行了減税政策，將工作與投資回報提高了約30%，極大促進經濟增長並抑制通脹，”投資者喬治·吉爾德2009年在《城市雜誌》的《硅谷以色列》專欄中寫道。

“作為上世紀90年代的總理，內塔尼亞胡還推動了大幅度的放松管制，同時實施減税政策，帶來了新收入的激增，”吉爾德寫道。以色列利用這一收入激增為初創企業提供激勵，並發展諸如海水淡化廠等公共工程，這些項目支撐了不斷增長的人口，儘管以色列缺乏自然資源。

在2000年代，以色列將投資銀行、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的績效費合法化。“不僅取消了在以色列投資的重複徵税，還取消了以色列人在國際投資活動中的雙重税收，”吉爾德補充道。這釋放了私人資本和商業發展的活力。

1991年至2000年間，該國的年度風險資本投資從5800萬美元飆升至33億美元。“到1998年，以色列每萬名勞動力中有140名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全球領先者，其次是美國的80名和德國的55名，”以色列裔加拿大經濟學家魯文·布倫納在2019年為《法律與自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常被稱為“創業國度”的以色列，現在在人均風險資本方面領先世界。儘管個人所得税相對較高，商業監管嚴格，但其社會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低於美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以色列還將GDP中更大比例用於國防，這在充滿敵意的周邊環境中是必要的。

與中東其他地區相比，以色列堪稱自由市場的聖地。但這並非以色列人走向富裕，而巴勒斯坦人和周邊阿拉伯國家仍陷貧困的唯一原因。蘇聯移民帶來的人力資本爆發，以及以色列教育對精英選拔的高度重視同樣功不可沒。

然而工會和進步派活動家們對資本主義的蔑視已矇蔽了雙眼，使他們無法正視經濟自由對以色列繁榮的貢獻。相反，他們編織着殖民主義的思想破產敍事。這種對不滿情緒和意識形態的執念，讓他們為人類最惡劣行徑尋找合理性。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數日後，10月8日紐約時代廣場舉行的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圖片來源：Richard B. Levine/Zuma Press刊載於2023年10月16日印刷版，標題為《“我們的敵人是企業高管…我們的同志在加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