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自由派需正視反猶主義問題

喬·拜登曾令人難忘地宣稱，他在驚恐地目睹2017年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事件後，決定參加2020年總統競選。當時一場極右翼抗議以暴力告終，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駕車衝入反示威人羣，導致一人死亡。

在2019年的競選啓動演講中，拜登先生描述了他如何被“被火把照亮、青筋暴起、齜出種族主義獠牙的瘋狂面孔”所震驚。他説，這些人“高呼着與30年代歐洲各地如出一轍的惡毒反猶主義仇恨言論”。

過去十天裏，大量惡毒的反猶言論公然散佈。其中大部分並非來自那些舉着提基火炬、高喊“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的準褐衫隊成員，也非總統不斷警告我們警惕的那些支持MAGA的“新法西斯分子”。

這些言論來自綠樹成蔭的大學校園裏的學生團體——在那裏，保守派就像用錯代詞一樣罕見（且不受歡迎）。它們來自那些學者，其關於壓迫與特權的理論塑造了民主黨當今關於權力、種族和身份的信條。它們來自那些“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士，他們致力於“賦予勞動人民權力的改革”。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自納粹時代以來針對猶太人的最嚴重大規模暴力事件之後。

拜登總統對哈馬斯恐怖主義進行了值得稱讚的強烈譴責。但我仍想知道，借用他2022年演講中的説法，面對左翼同路人中對伊斯蘭主義屠殺表現出的廣泛同情——這種對"國家靈魂"的威脅，他是否像對待現代共和黨帶來的威脅那樣感到警覺？

誠然，右翼中不乏種族主義與反猶主義。特朗普確實助長了這種惡行，比如在海湖莊園接待其擁護者——儘管眾所周知他並未如拜登和幾乎所有美國媒體持續宣稱的那樣，稱弗吉尼亞州當日遊行中有"優秀"的新納粹分子（《紐約時報》相關報道）。

但過去一週讓我們異常清晰地看到，那些將仇恨與偏執包裹在"進步"意識形態外衣中的極端分子。

我們最新瞭解到頂級學府思想領域的混亂狀況。左翼偏執極端分子對頂尖高校近乎絕對的掌控，不僅培養出幾代自以為是的專制主義者，更孕育出大批為針對其假想敵的暴力行為辯護的擁躉。

哈佛大學當局對學生團體將大規模謀殺、強姦和綁架本國公民歸咎於以色列的聲明的回應頗具教育意義。首先是沉默。（與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一名黑人男子被謀殺不同，包括美國人在內的1000多名猶太人遭屠殺，並未引發道德"清算"時刻。）隨後，只有在哈佛及其他具有類似縱容哈馬斯傾向的大學的大量捐贈者威脅撤回資金後，校方才姍姍來遲地發表了對恐怖主義的譴責。最後，我們看到了校長對"言論自由"的可笑辯護（這所在2021年因左翼學生施壓就取消課程的學府）。

我們還認識到主導精英機構的核心意識形態信條中存在致命矛盾。“交叉性"理論認為，基於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各種歧視因素的受害者都以某種方式相互關聯。

事實上，某些所謂的受壓迫羣體恰恰是對其他羣體實施壓迫最狂熱的加害者。本週最荒誕滑稽的景象莫過於同性戀權益組織聲援哈馬斯的抗議——在哈馬斯管轄區，同性戀行為可導致死刑。以色列是中東唯一包容性別非 conformism 的國家。

我們也有機會窺見左翼另一鍾愛圖騰——“去殖民化”背後更為陰暗的意涵。我們原以為這一術語主要涉及諸如對多代前從原住民手中徵用土地的賠償、幾個世紀以來被掠走的博物館文物歸還，或是在歷史、文學和藝術領域降低“已故白人男性”地位等舉措。

但事實證明，對某些左翼人士而言，這可能偶爾需要伴隨屠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瓦拉·阿爾卡西亞在推文中宣稱：“是時候明白去殖民化絕非比喻。去殖民化意味着被壓迫者的反抗，這包括通過武裝鬥爭字面意義上奪回我們的土地與生命！”

多數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並非反猶主義者，也不支持以“社會正義”之名實施暴力。但他們——以及我們所有人——都應當反思其邏輯導向何方。

10月14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一週後，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舉行的親巴勒斯坦集會。圖片來源：約瑟夫·普雷齊奧索/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刊載於2023年10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自由派需直面反猶主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