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戰事喚起舊日創傷——《華爾街日報》

10月6日星期五，我的妹妹凱倫迎來了50歲生日。她出生在贖罪日戰爭（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的第五次戰爭）爆發的第一天。戰爭爆發時我才兩歲，那天父親和所有男性一樣應徵入伍。母親獨自去醫院分娩時，我被託付給鄰居照看。

1973年這場對以色列的大規模突襲令所有人措手不及，大量傷兵湧入醫院，導致待產孕婦被迫轉移到走廊。關於那場戰爭，我只記得母親抱着新生妹妹回家的畫面。

五十年後的週三下午，我從紐約家中飛抵以色列。能參加妹妹的驚喜派對讓我很開心——雖然她事先知道我回來，但我知道她不喜歡驚喜，不知這是否與那場戰爭有關。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戰爭如影隨形，我們這些孩子常感到恐懼，卻未完全意識到自己是在大屠殺陰影下長大，暴力、失去與無盡悲慟早已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學校每月舉行"防空演習"，我們這羣孩子安靜地躲進防空洞，為不用上課能玩棋盤遊戲而開心，還拿可能落下的導彈或持槍劫持人質的恐怖分子開玩笑。我們被教導：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危險是生活常態，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勇敢與幽默感。

在學校時我從不害怕。只有在夜晚，我才會擔心恐怖分子可能從全國眾多房屋中選中我們家，而我卻無法拯救家人。我想起大屠殺時期人們藏身的所有好地方：地下室、閣樓、圖書館後面、衣櫃裏。關鍵在於始終保持安靜。

記得五年級課間時，同學們列過一份躲避納粹的藏身地點清單。我們討論能躲在哪裏，我想起那些母親們竭力安撫嬰兒以免暴露藏身處的故事。

那晚我輾轉難眠。想象着納粹闖進公寓時弟弟啼哭的場景。第二天，我決定帶他練習躲藏。收拾好奶嘴和玩具，我抱着他鑽進卧室衣櫃。我們在裏面待了彷彿很久，每次聽到聲響就示意他安靜，確保不暴露行蹤。母親腳步聲臨近時，我們鑽出來把他放回嬰兒牀。這個秘密直到多年後弟弟長大成人，我才告訴他。

納粹始終縈繞在我們童年的噩夢裏，作為孩子總害怕壞人會找到並殺害我們。

多年後成為精神分析師的我，通過教學和寫作探討創傷的傳承。我的研究本質上是自我探索——在治療患者創傷的同時，不斷反芻處理着自己的創傷。

建立在 Holocaust 創傷之上的以色列，培養出世代軍人戰士，誓不讓猶太人再如羔羊般任人宰割。將被動轉化為主動、受害者變為勝利者，是處理創傷的無意識方式。以色列人自稱"薩布拉"（希伯來語Tzabarim），即仙人掌果實——外皮堅硬帶刺，內裏柔軟甜美。

這一術語始於20世紀30年代，大屠殺後被用來區分被視為被動温順的歐洲猶太人與被期待堅強無畏的以色列人。這是應對大屠殺創傷和猶太人迫害歷史的一種方式。每場戰爭都是重演並試圖修復這種創傷的機會。

1982年黎巴嫩戰爭前夕，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解釋開戰必要性時對內閣説：“請相信，另一選擇就是特雷布林卡集中營，而我們已決定絕不讓第二個特雷布林卡出現。”

這種渴望修復創傷、在戰鬥中獲勝的願望，基於一種幻覺——彷彿勝利就能終結苦難。實際上士兵的勝利從來不是單純的凱旋，而是會導致代代相傳的創傷與暴力循環的雙刃劍。

姐姐生日當晚，我邀她共進晚餐，家人朋友則在她公寓籌備派對。按計劃晚餐後我帶她回家時，眾人會在那裏等候。

晚上8:30我們把車停在她公寓樓下。克倫下車時衝我微笑，我強忍笑意嘟囔：“笑什麼？“她回答：“我出生在贖罪日戰爭期間，最討厭驚喜。“我聳肩道：“難怪。”

她走進門時，還是配合地裝出驚喜表情。

10月7日週六清晨7點，我被防空警報驚醒。儘管離開以色列已二十餘年，我對這種聲音仍異常熟悉——尤其是海灣戰爭期間的記憶。

海灣戰爭爆發時，我是一名19歲的士兵，在軍隊文工團擔任搖滾樂隊歌手。我們不斷輾轉各地演出，演奏的音樂震耳欲聾，但必須確保能聽見防空警報，以便及時奔向避難所戴上防毒面具。

後來樂隊決定放棄面具和避難所。每當警報響起，我們就衝上樓頂，看着伊拉克方向飛來的導彈，猜測它們的落點。每次爆炸的轟鳴過後，我們就回去演奏更激烈的音樂。

33年後的今天，防空警報再次驚醒了我。時差尚未倒完的我猶豫是否該躲進防空洞。我對自己説，我已不再是19歲了——如今我的三個子女都快到這個年齡了。爆炸聲中電話響起，是姐姐打來的。

她在啜泣：“大屠殺又重演了。”

我童年的噩夢成了現實。多年來我試圖説服自己那些畫面只屬於過去，如今卻化作最殘酷的真相。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在一起，數代人的創傷、暴力與苦難從未停歇。我幻想過的所有藏身之處都無濟於事。

我們只剩下兩個泄氣的銀色數字"50"氣球，難以承受的痛苦，以及流不盡的眼淚。

加利特·阿特拉斯是紐約大學精神分析博士後項目教員，著有《情感遺產：一位治療師、她的病患與創傷的傳承》

出現在2023年10月21日的印刷版中，標題為《在以色列，新戰爭喚起了舊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