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示：此地亦可能發生——《華爾街日報》

當我讀到哈佛學生聲援哈馬斯的示威活動，以及受過教育的人宣稱“非殖民化”應“不擇手段”推進時，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半世紀前對奧斯曼帝國鎮壓斯拉夫屬民起義暴行的反應。這個被當今“非殖民化”支持者顯然忽視的案例，正是一個穆斯林帝國迫害被殖民基督徒的歷史寫照。

當時的歐洲報刊充斥着如今讀來似曾相識的報道：整户家庭被屠戮；婦女遭強姦折磨；活人被羞辱而死者受褻瀆；孩童在父母眼前被緩慢殺害。尤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震驚的是，有個幼童被迫全程目睹父親被活剝人皮的暴行。這位作家記述道，這個在俄羅斯接受救治的孩子，每次回憶所見都會昏厥。

若有人認為只有野蠻人才會如此虐待狂，陀思妥耶夫斯基警告説，要知道文明歐洲人同樣可能墮入此境。“眼下這還屬違法，”他寫道，“但若由我們決定，或許所謂文明根本阻止不了暴行。”當前人們只是“被某種習慣威懾着，但若有進步派專家提出理論，證明某些情況下剝皮能促進正義事業——因為‘目的正當可不擇手段’——再用得體文風闡述觀點，那麼請相信，我們中間就會出現體面人士‘樂意踐行該理念’。”

儘管我們自詡開化仁愛，“只需新風潮興起，人們即刻就會蜕變”。自然非所有人如此，但新潮追隨者將日益增多，而其他人或因恐懼、或因羞怯放棄舊觀念。屆時，“我們將置身何處：是被剝皮者之列，還是執刀者之伍？”

9·11事件後，人們發現恐怖分子往往家境優渥且受過良好教育。殘酷行徑常在精緻利己主義者中滋長。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追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治——人們以崇高原則之名遭受羞辱與屠殺，“而這竟發生在盧梭和伏爾泰之後！“我們如今確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年只能推測），斯大林時期的暴政中，數百萬人遭受着極盡侮辱的酷刑；農業集體化時期，更有數百萬人被蓄意餓死，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理想主義者們被調來強制執行饑荒政策，從浮腫的孩童口中奪走最後的口糧。西方知識分子卻以社會主義和反帝國主義之名，為這些暴行辯護。

陀思妥耶夫斯基補充道，其實不必援引歷史案例，只要環境允許人性陰暗面披着進步開明的外衣顯現，這種 dynamics 隨時可能在任何地方重演。“請相信，“作家告誡讀者，“人心與思想最徹底的墮落永遠可能發生。”

認為暴行只會由暴徒實施是極其危險的謬誤。回憶自己早年的革命生涯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他那羣隨時可能犯下最可怕罪行的同夥，實則是受過俄國版常春藤盟校教育的精英分子。儘管自詡為文化精英——或許正因如此——他們中少有人"能抵抗那些已牢牢掌控年輕社會的思想觀念循環”。當時是"理論社會主義”，但也可能是任何主義，完全有理由認為"即便是謀殺…也阻止不了我們——當然不是所有人，但至少部分人…當我們的靈魂已被某種學説佔據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羣魔》中揭示，即使最純真的心靈也可能被誘使犯下駭人罪行，併為此感到自豪。他寫道：“真正的恐怖在於…一個人可以在完全不自認惡人的情況下，犯下最卑鄙的罪行！這種現象…自古至今遍佈世界各地。“他補充道：“人們在實施明顯惡行時仍自詡（有時甚至確實是）正人君子的現象”，是我們必須警惕的人性盲點。

一個世紀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目睹理想主義的俄羅斯人蔘與酷刑、開明的西方知識分子為其粉飾時發問：為何莎士比亞筆下的惡徒只殺數人，而布爾什維克卻屠戮百萬？他沉思道，答案在於無人自視為惡。作惡者必須找到"行為正當化的理由”，才能將偷竊、羞辱和殺戮視為正義。“麥克白的自我辯護蒼白無力”，因此良知尚能約束他。索爾仁尼琴指出，他缺乏"反帝國主義"或"去殖民化"這類能緩解負罪感的意識形態。最終得出結論：“意識形態——正是它為惡行提供渴求已久的正當理由，賦予作惡者必需的堅定意志…使他們聽不見譴責咒罵，反獲讚美榮譽。”

我聽聞評論家擔憂取消文化和壓制異見可能導致"温和極權主義”。但願僅止於此。我們必須認清：那些為哈馬斯暴行辯護者，隨時可能對指定敵人實施同樣暴行。與陀氏筆下的土耳其人或今日哈馬斯不同，他們將掌握高科技手段擴大迫害範圍。我擔心，二十世紀的恐怖或許只是更慘烈災難的序曲。

莫森先生是西北大學斯拉夫語言與文學教授。

10月13日，紐約時代廣場上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發生在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後的幾天內。圖片來源：Fatih Aktas/Anadolu via Getty Images刊登於2023年10月19日印刷版，標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預見：此地亦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