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自由的敵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致命

西方現代歷史優越感的核心，在於一個令人安心的神話：我們之所以勝出，是因為我們的思想更為優越。

我們總認為強權終將不敵公理。暴政的蠻力和極權恐怖或許能得逞一時——甚至是很長一段時間——但人類對自由與正義的渴望終究有其不可抗拒的邏輯。與其説公理總會戰勝強權，不如説"站在正義一方"賦予我們的力量，遠勝任何獨裁者所能聚集的武力。

這是輝格史觀的地緣政治版本——世界正沿着某種隱秘的偉大軌跡，朝着自由、民主與啓蒙不斷演進。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言："道德宇宙的弧線……終將偏向正義。"

但萬一並非如此呢？

回望歷史，無論是近一兩百年還是更早的時期，歷史更像是進步與倒退、光明與黑暗、文明與暴政之間的隨機遊走，而非一支直指自由與和平的利箭。

公元前五世紀雅典人開創的"民主"政體中，公民們曾集會制定政策、分配公款、選舉領導人。而兩千多年後的十六世紀，這座城邦及其居民卻匍匐在遙遠統治者的鐵蹄下，淪為龐大異域帝國的附庸前哨。

羅馬共和國或許不符合我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概念，但其憲政秩序和諸多制度為現代美利堅共和國提供了範本。然而它很快被帝國統治取代——儘管保留着共和的外衣，實則延續了數個世紀的個人獨裁，最終又被野蠻的混亂所替代。

或許可以説，我們那種"正義與自由終將勝利"的天生信念，不過是勝利者書寫歷史的最新例證：當今世界的格局，本質上是美國及其盟國在二戰和冷戰中取得軍事與戰略勝利的產物。我們贏了，因此在敍事中我們堅信自由的最終勝利具有必然性。這種自信如此徹底，以至於我們宣稱歷史已經終結。

但歷史依然鮮活且充滿變數。它往往取決於關鍵轉折點——在漫長歲月裏，時間、機遇與人類智慧（或愚行）的運用，有時能超越那些宏大的非人力因素。若1941年希特勒沒有進攻蘇聯，當今歐洲大陸很可能正在籌備"千年帝國"的百年慶典（不過當目睹此刻歐洲多國爆發的反猶示威，人們難免懷疑這些國家是否終究繼承了某些納粹價值觀）。

美國在冷戰期間施展的所謂軟實力影響對我們的成功至關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説，價值觀與單純武力一樣能成為歷史走向的決定因素，這種觀點並非全無道理。

但若沒有硬實力的示範，僅靠榜樣力量永遠不夠。缺乏持續的軍事承諾、戰略投入和反覆犧牲，我們理念的勝利就毫無保障。

審視當今世界時，我們必須牢記這一事實。自冷戰最黑暗時期以來，或許自1930年代以來，我們從未面臨過如此多威脅的組合：它們針對我們的自由繁榮，甚至針對我們的生存本身。對我們理想普世性及事業正義必然性的天真信念，救不了我們。

一個現代暴政聯盟——或可稱之為邪惡機會主義軸心——正在全球推進。中國、俄羅斯、伊朗，或許還要加上朝鮮——僅憑其領導人不可預測的惡毒本性及擁有的深不可測的毀滅性武器。

他們眼中沒有西方及其價值觀的勝利。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衰弱衰退的西方，一個因身份認同和全球領導地位而自我分裂的美國，一個被日益加深的自我懷疑、擴大的分裂、普遍的不信任、怯懦領導、制度癱瘓和債務飆升削弱的國度。正如我們上週所見，他們看到一種文化——在媒體、教育機構、公共話語中——正日益替他們做事，蓄意散佈虛假信息推進他們的事業，總是急於將邪惡歸咎於我們而非敵人。

如果説我們能從本月伊朗代理人哈馬斯在以色列犯下的暴行中汲取一點教訓，那就是：它以一種令人窒息的方式提醒我們利害攸關，殘酷地警示我們——若將已贏得和為之奮鬥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將自食其果。

確保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勝出的並非我們的價值觀和理念，而是對這些價值觀與理念何其脆弱的駭人認知。

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10月17日在德黑蘭發表講話。圖片來源：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Zuma Press刊載於2023年10月24日印刷版，標題為《自由的敵人比以往更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