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檔案顯示：反猶主義與謹慎態度導致教廷對大屠殺保持沉默——《華爾街日報》

1939至1958年間領導天主教會的庇護十二世，在公開聲明中從未直接提及納粹大屠殺。圖片來源：美聯社羅馬——數十年來，關於庇護十二世為何未公開譴責納粹大屠殺的爭議一直困擾着天主教會。

新研究揭示的證據表明一名反猶主義的梵蒂岡助手在戰時教皇的沉默中扮演了角色，同時也有對激怒納粹統治下天主教徒及梵蒂岡自身遭受暴力的恐懼。

學者指出，二戰初期教皇認為德國將獲勝的信念也成為其保持沉默的動機。

現今梵蒂岡官員仍為庇護辯護，稱他是領導天主教反抗納粹並保護猶太人的領袖。梵蒂岡2020年開放的庇護統治時期檔案證實，梵蒂岡及其他教會機構確實救助過猶太人，但主要集中於已受洗的天主教徒猶太人。

據梵蒂岡檔案管理員兼歷史學家喬瓦尼·科科所述，庇護十二世在1939至1958年掌教期間，公開聲明最多僅以隱晦方式影射納粹種族滅絕。最接近譴責的一次是1943年演講中，他迂迴提及無辜民眾因"國籍或血統"遭受的"滅絕性壓迫"。

關於庇護十二世沉默的爭論自羅爾夫·霍赫胡特1963年的戲劇《代理人》將這位教皇描繪成對猶太人命運漠不關心以來一直激烈進行。

包括批評者和辯護者在內的數十位學者本月早些時候齊聚羅馬，參加由梵蒂岡主辦的會議，討論研究人員在最近開放的檔案中的發現。與會者強調，他們仍在研究庇護十二世統治時期約1600萬頁梵蒂岡文件的早期階段。

“這就像一個大拼圖，我們只有零散的碎片。我們找到並整理的碎片越多，就越能理解，“科科説。

梵蒂岡關於庇護十二世統治時期的檔案包含約1600萬頁文件。照片：古列爾莫·曼賈帕內/路透社會議在哈馬斯武裝分子10月7日襲擊以色列兩天後開幕，這導致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中心Yad Vashem的組織者之一伊埃爾·尼達姆-奧維託未能出席。隨後的加沙戰爭與歐洲反猶事件激增有關。

參加會議的美國大屠殺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施塔特讚揚了教皇方濟各開放檔案的決定，儘管"他必須知道……這些檔案講述的故事不會是一個美好的故事。”

美國現任反猶太主義問題特使利普施塔特表示，弗朗西斯教皇的決定最終將有利於天主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對話，即便戰時檔案中的某些揭露令人痛心。

多位學者指出，檔案揭示了某位高級教廷顧問淡化納粹迫害猶太人報告的關鍵影響。1942年，這位名為安傑洛·德拉誇的助手在備忘錄中寫道：“猶太人羣體中…誇大其詞很常見”。美國學者克爾策在研討會上引用的另一份1943年文件顯示，德拉誇寫道"警惕猶太人的影響力…可能相當必要”。這位主教反覆勸阻教會領袖發聲。

據科科透露，後來成為羅馬代理主教的德拉誇當時被專門指派處理猶太事務，被視為梵蒂岡該領域的權威，其意見極具分量。“最不合適的人在最錯誤的時機出現在了最錯誤的位置”，科科評價道。

科科表示，庇護十二世的沉默也源於擔憂加劇德佔歐洲天主教徒的處境——包括那些向教廷舉報納粹戰爭罪行的信徒。

1963年羅馬，戰時負責猶太事務的梵蒂岡專家安傑洛·德拉誇（中）。圖片來源：美聯社1942年12月，一位反納粹德國神父在致庇護私人秘書的信中提及德佔波蘭的死亡集中營與焚屍爐，但懇請教廷切勿泄露情報來源。“若（信息）處理不夠謹慎，不僅我的人頭不保，還會牽連他人”，神父寫道。

可可表示，在當時梵蒂岡的領導層中，“他們擔憂的顯然是，一旦發聲，首先會連累納粹佔領下的波蘭人以及已身處該政權下的德國天主教徒遭受報復，而對幫助猶太人卻無實質作用。”

天主教會與納粹德國關係緊張。儘管梵蒂岡曾與該政權簽署旨在保護教會權利的協議，仍有部分神職人員公開譴責納粹的種族主義及其針對身體或精神殘障者、或被判定為"無生存價值"者的安樂死計劃。歷史學家伊恩·克肖指出，僅達豪集中營的所謂"神父區"就關押了約400名德國天主教神父。

學者們表示，戰爭初期，庇護十二世對德國獲勝的預判極大影響了他保持沉默的決定。“他許多決策的考量框架是’希特勒會贏，我們在此情況下該如何應對？’“本月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法國主教艾蒂安·韋託解釋道。

根據克爾策2022年著作《戰爭中的教皇》中大量引用的新公開梵蒂岡檔案，直至1942年末，庇護十二世仍有理由相信軸心國會獲勝。克爾策寫道，在此期間，教皇"認為必須為德國主宰歐洲大陸的未來佈局。在他看來，首要職責是保護教會體制”。

一份來自檔案的文件，由一位拉比撰寫並遞交給庇護十二世，請求接見。照片：古列爾莫·曼賈帕內/路透社科策爾的著作提出，1943年9月德軍佔領羅馬後，教皇為避免觸怒希特勒以保護梵蒂岡及羅馬其他教會機構，採取了謹慎態度。科策爾認為，這解釋了為何庇護十二世在次月納粹圍捕上千名羅馬猶太人並押送至奧斯維辛時未予公開抗議。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國際學術項目主任、羅馬會議組織者蘇珊娜·布朗-弗萊明指出，梵蒂岡特別擔憂德國佔領軍會毀壞其藝術珍品，戰後甚至以保護藝術品為由為一名被起訴的納粹戰犯請求寬恕。

歷史學家認為，庇護保持沉默的另一因素在於梵蒂岡在國際爭端中的中立政策——該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本篤十五世強力重申。佩魯賈外國人大學歷史學教授加布裏埃萊·里加諾表示，為維持這一政策，庇護十二世在1939年也未明確譴責納粹入侵波蘭的行為。

關於梵蒂岡中立性的爭議，與當前關於方濟各不願點名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辯論遙相呼應。

梵蒂岡內外為庇護辯護的人士稱，他在幕後進行了低調而有效的工作。在本月會議的開幕致辭中，梵蒂岡國務卿彼得羅·帕羅林樞機將庇護十二世描繪成猶太人的捍衞者和納粹的敵人。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結束，相當數量的天主教徒出於宗教信仰，同時也出於對教皇的服從，竭盡全力保護猶太人，甚至參與了反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積極抵抗行動，”帕羅林表示。“得益於近期檔案的開放，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教皇庇護十二世既採取了外交途徑，也進行了秘密抵抗。”

羅馬宗座教育科學大學“輔助”分校的教會歷史學教授格拉齊亞·洛帕爾科修女指出，目前尚未發現任何文件顯示庇護十二世親自批准羅馬各修道院藏匿4400多名猶太人的決定。但她強調，若未經教皇默許，這些機構不可能採取此類行動。

鐫刻着納粹在羅馬遇害猶太人姓名的‘絆腳石’紀念碑。圖片來源：格雷戈里奧·博爾吉亞/美聯社梵蒂岡國務院檔案館館長約翰·伊克斯透露，該館保存着超過1.7萬份為猶太人（包括個人和羣體）發出的求助申請。他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教皇的內閣：庇護十二世拯救猶太人的秘密戰爭》中引用了這些新近解密的檔案。

德國明斯特大學教會史教授胡伯特·沃爾夫表示，學界尚無法量化梵蒂岡干預拯救的猶太人數目。但從抽樣調查來看，約90%的求助得到了回應，其中多數獲得了某種形式的援助——即便只是資金接濟或失蹤親屬下落的信息。

梵蒂岡檔案顯示，教廷優先援助了那些皈依天主教的猶太裔人士。

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會史系主任羅伯託·雷戈利神父表示，新近開放的檔案揭露了"由梵蒂岡主導、為支持改宗猶太人而建立的全球性龐大網絡”。該校主辦了此次研討會。雷戈利指出，教廷外交官曾協助猶太人移民美國、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

加拿大倫敦市西安大略大學國王學院歷史學教授羅伯特·文特雷斯卡透露，當後來成為聖徒保祿六世的教廷高級助手喬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主教評估一個猶太裔天主教家庭移民巴西的求助申請時，曾要求教會官員確認他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非僅為便利逃亡才改宗。

文特雷斯卡分析稱，這種優先救助猶太裔天主教徒的做法反映了當時的思維方式——教會首要關切是保護同教信徒。但他同時指出，這也體現了對現實可行性的評估，因為在納粹統治下的歐洲，當局更可能承認梵蒂岡對受洗者的管轄權。

“梵蒂岡官員和主教們心知肚明，他們公開表示：‘我們盡力而為，通過聚焦猶太改宗者，可以拯救儘可能多的生命。’“文特雷斯卡補充道。

雷戈利認為，檔案證據恐怕難以平息最核心的爭議：庇護十二世是否應當對猶太大屠殺明確發聲。

“事實人盡皆知，問題在於如何解讀它們，”雷戈利在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中寫道。“問題始終如一：如何評判那些沉默。”

聯繫弗朗西斯·X·羅卡，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刊登於2023年11月1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新研究詳述梵蒂岡對大屠殺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