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綠色能源熱忱的全球代價 - 《華爾街日報》

在烏克蘭和中東對世界體系發起猛烈挑戰的背景下，人們很容易忽視國際秩序中正被侵蝕的經濟支柱。在拜登總統領導下，美國經濟政策正演變為保護主義與環保激進主義的危險混合體，這種組合必將減緩經濟增長並引發全球摩擦。

這至關重要。七十五年前的1948年，美國戰後外交政策正陷入困境。莫斯科正在顛覆歐洲的民主政府，毛澤東正向北京進軍。隨着新獨立的以色列與鄰國的交戰，暴力席捲中東，造成嚴重人道主義危機並可能引發更大規模戰爭。

當全球體系搖搖欲墜時，哈里·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深刻認識到三大真理：首先，在核時代，只有美國及其盟友具備威懾企圖顛覆世界秩序的敵對國家的能力與意志，和平才能持久；其次，外交政策至少在基本原則層面必須保持兩黨共識；第三，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必須同時提升國內外生活水平——若經濟不能惠及普通美國家庭，我們就無法維持必要的國防預算或遏制社會分化；而在海外，唯有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才能促進政治穩定和親資本主義情緒，這是我們的體系存續所需。

但拜登政府的做法與此背道而馳。即便威脅加劇，他們仍計劃實質削減國防預算。白宮無人像當年杜魯門爭取共和黨國際派那樣與吉姆·裏施、湯姆·科頓等參議員接觸。更甚者，白宮堅持推行將削弱國內經濟增長、破壞全球南方多數國家政治社會穩定的經濟政策。

儘管對於中國這樣的屢次違反規則的戰略對手，在貿易關係的某些方面進行管理有着明確的國家安全理由，但自由貿易對美國及其全球體系所需的經濟活力至關重要。拜登團隊正借用特朗普團隊一些最糟糕的想法，錯誤地試圖提振國內製造業。更糟糕的是，保護主義與即便是管理良好的能源轉型相結合，可能會顯著減緩全球增長，同時在西方與全球南方之間製造裂痕。

能源轉型對世界經濟以及全球政治穩定構成的挑戰，比政府或其許多批評者所理解的都要大得多。這不僅僅是關於設計不當的綠色政治分肥項目的成本，比如乙醇災難或數十億美元的海上風電場，一旦利率恢復到歷史正常水平，這些項目就變得不經濟了。即使所有綠色投資奇蹟般地按預期實現且成本不超過預算，我們仍將面臨問題。

這是因為綠色轉型需要將投資從創造新的商品和服務大規模轉向用我們已經擁有的系統來替代現有的能源和交通系統。如果我們用太陽能電池板和風電場取代燃煤電廠，我們並沒有花錢生產更多的電力。我們花錢替換了我們已有的電力。如果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建設一個龐大的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以及支持它所需的更大電網——我們只是替換了當前執行相同功能的汽油分配系統。

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是明智之選。到2100年，我們的後代或許會感激我們的遠見。即便如此，將數萬億美元從增加消費品和能源供應轉向重複建設已有能力，必將影響全球生活水平，同時推高通貨膨脹。對平行能源系統的投資雖能創造就業和經濟需求，卻無法提供足夠的新商品來滿足這些需求，這種過剩需求將導致物價持續攀升。

杜魯門和馬歇爾深諳通貨膨脹、生活水平停滯與保護主義會招致災難。糟糕的經濟政策會加劇富裕國家的社會分裂和民粹主義反抗，在貧窮國家則可能催生革命動盪與強人統治——這兩種結果都對美國安全不利。

拜登團隊希望維護杜魯門和馬歇爾奠定的世界秩序，其對於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帶來混亂的擔憂不無道理。但執政近三年來，政府疲於應對接連不斷的危機，國內外形勢正以周為單位持續惡化。

1948年11月22日，哈里·杜魯門總統與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本文發表於2023年11月14日印刷版，標題為《拜登綠色激情的全球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