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的野蠻行徑加劇高等教育危機——《華爾街日報》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野蠻襲擊——蓄意屠殺包括兒童和嬰兒在內的手無寸鐵的平民，並劫持人質——本應成為美國團結一致的時刻。可恥的是，它卻演變成了另一件事：對高等教育危機的警醒。

看到精英大學的學生們或明或暗地支持哈馬斯的襲擊，令人痛心。他們年紀尚輕，不記得9·11事件，顯然也從未吸取其教訓：無論政治環境如何，蓄意以平民為屠殺目標都是不可原諒的。

對美國人而言，這無關捍衞以色列，而是捍衞我們國家最神聖的價值觀。一個人可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同時譴責蓄意屠殺平民的行為。

為何如此多的學生未能做到這一點？答案始於責任止步之處——大學校長們。多年來，他們縱容校園淪為偏執的堡壘，允許學生壓制他人的聲音。他們默許"觸發警告"，讓學生迴避艱難的思想。他們拒絕為觸犯學生情緒的教職員工辯護。他們還打造了"安全空間"，阻礙或排斥對立觀點。

大學校長們還放任校園變成趨同機構。2014年在哈佛畢業典禮的演講中，我曾警告，美國頂尖大學缺乏觀點多樣性，已變得像蘇聯一樣。如我所指出的，2012年總統大選中，常春藤盟校教職員工96%的政治捐款流向巴拉克·奧巴馬，而僅有4%給了另一位哈佛校友米特·羅姆尼。

過去十年間，這種校園趨同性與偏狹心態的結合只會愈演愈烈。毫不意外，以社會正義為外衣的恐怖主義支持正是從這種環境中滋生。通往暴政與種族滅絕的道路，始於拒絕容忍對自身正義定義及其追求的挑戰。這正是大學一直在縱容（若非刻意培養）的文化，如今他們正自食其果。

當學生未被教導如何進行建設性論辯時，他們便會訴諸口號與詆譭。面對這種情況，學生們完全有理由質疑：為何對經典小説發佈觸發警告"的學校，卻允許團體高呼起義口號？

同樣，公眾也困惑為何某些迅速譴責喬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的大學校長，對1200名以色列公民遭屠殺的反應卻如此遲緩。更多人或許會問：為何校長們對蘇丹內戰或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始終保持沉默？

與其選擇性地發表聲明，大學校長們更應效仿芝加哥大學自1967年堅守的立場：“大學是批評者的家園與贊助者，但其本身並非批評者。“目前僅有北卡羅來納大學、範德堡大學等少數院校採納了這一原則。

我理解捐贈者對未譴責哈馬斯的校長們的憤怒，但最佳回應並非要求他們發表更多或更強硬的聲明。我們應要求他們徹底停止這類表態。讓學生和教師自主自由地辯論議題——即使某些言論令人不適。

需要明確的是，任何學生都不應像近期許多猶太學生那樣，在前往課堂或發言時感到人身威脅或不安全。那些想用侮辱性語言暴露偏執思想的學生可以暢所欲言，但絕不能投擲石塊。他們可以高喊口號，展示自己缺乏大學生應有的溝通能力，但絕不允許發出暴力威脅或干擾他人學習。任何違反這些基本原則的學生都應被開除，校外滋事者也必須驅離校園——這是大學校長對入學學生應盡的責任。

作為解決高等教育危機的舉措，校長和院長應優先聘用觀點多元的教師，在挑戰和拓展學生思維的同時，教會他們如何進行文明對話。教授們或許會抵制，但管理層必須明確：這種多樣性正是學術自由的要求。

校董會肩負着督促校長落實這項工作的重要職責。正如管理者們所知，管理學校和教授既困難又複雜，但組織複雜性不能成為教師思想趨同的藉口。

校園中的偏執思潮將持續蔓延，除非校長們直面其根源及自身在助長這些思潮中的作用。如果不在此時——當學生們為蓄意屠殺平民而歡呼時——行動，更待何時？

布隆伯格先生是彭博社和彭博慈善基金會創始人，2002-2013年擔任紐約市長。

11月15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集會上的抗議者。圖片來源：eduardo munoz/路透社刊登於2023年11月18日印刷版，標題為《哈馬斯的野蠻行徑加劇高等教育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