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的戰略思維 - 《華爾街日報》

亨利·基辛格於週三逝世，享年100歲。以下摘錄自他多年來為《華爾街日報》評論版撰寫的文章

“越南：一位新任尼克松助手的觀點”，1968年12月19日：

無論現在嘲笑“可信度”或“威望”這些詞多麼時髦，它們並非空洞的言辭；其他國家只有能夠信賴我們的堅定性，才能根據我們的行動調整自己的行為……在世界許多地區——中東、歐洲、拉丁美洲，甚至日本——穩定依賴於對美國承諾的信心。單方面撤軍，或無意中導致相同結果的解決方案，可能會削弱約束力，使國際局勢更加危險。任何美國政策制定者都不能簡單地忽視這些危險……

一個世紀以來，沒有哪場戰爭像越南戰爭這樣激起如此強烈的情緒。通過將越南變成更深層次怨恨的象徵，許多團體已經背離了他們聲稱追求的目標。無論我們如何捲入越南，無論對我們行為的評價如何，體面地結束戰爭對世界和平至關重要。任何其他解決方案都可能釋放出使國際秩序前景複雜化的力量。新政府應當被給予信任，並有機會朝着和平邁進，這種和平將給予越南人民他們長期奮鬥爭取的東西：一個以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

“新瓶裝舊酒”，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合著，1984年11月12日：

古老的傳説永不消逝；與老兵不同，它們甚至不會逐漸淡出。越南戰爭安全落幕、水門事件使強硬新辭令無法實施後，七十年代被精心編織的童話便是如此：以理查德·M·尼克松為首的一羣頭腦糊塗的天真者，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協議中被狡猾的蘇聯人矇騙，而這些協議又直接導致了我們七十年代後期的國際困境。

水門事件剛結束的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裏，任何涉及尼克松總統的指控——包括這位曾被斥為頑固冷戰鬥士的政客竟是感傷辭令的輕信受害者——都顯得不足為奇。

最初提出這一理論的是保守派，他們一旦掌權就發現，必須像理查德·尼克松那樣承諾軍控才能贏得連任——儘管措辭可能更煽情些。

但最近湧現出一批新的強硬派史詩吟唱者：六十年代的某些自由派似乎想通過這種既自私又冷血的版本，來討好如今占主導地位的保守派…

我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國家不應分裂為兩派——一派為達成協議而達成協議，另一派則幻想放棄軍控就能解決戰略或外交困境。事實恰恰相反。若放棄軍控承諾，我們既無法維繫盟友關係，也無法團結國民。我們能夠且必須做的，是讓這一承諾符合國家安全、技術演進和我們的價值觀。

“無核武器世界”，與喬治·P·舒爾茨、威廉·J·佩裏和薩姆·納恩合著，2007年1月4日：

當今核武器帶來了巨大危險，但也提供了一個歷史性機遇……重申無核武器世界的願景，並採取實際措施實現這一目標，將被視為與美國道德遺產相符的大膽倡議。這一努力可能對後代安全產生深遠積極影響。沒有這一大膽願景，行動將不會被視作公正或緊迫；沒有具體行動，願景則會被認為不切實際或無法實現。

我們贊同設定無核武器世界的目標，並積極採取實現該目標所需的行動。

“走出中東崩潰之路”，2015年10月17日：

當前美國對伊朗政策常被支持者比作尼克松政府對華開放政策——儘管存在國內反對，但該政策最終促成蘇聯轉型和冷戰結束。但這一類比並不恰當。1971年對華開放基於雙方共同認知：阻止俄羅斯在歐亞大陸建立霸權符合共同利益。中蘇邊境駐紮的42個蘇聯師更強化了這一信念。

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並不存在類似戰略共識。相反，核協議剛達成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就將美國稱為"大撒旦"，並拒絕就非核問題與美談判。哈梅內伊在完成其地緣政治診斷時還預測：以色列將在25年內不復存在。

四十五年前，中美雙方的期待是對等的。而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所基於的預期卻並不對稱。德黑蘭將在協議實施初期就實現其主要目標，而美國的收益則依賴於伊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行為承諾。對華開放是基於中國政策立即可見且可觀察到的調整，而非期待中國國內體制發生根本性改變。關於伊朗的樂觀假設認為，隨着其與外部世界經濟文化交往的加深，德黑蘭的革命熱情將逐漸消退。

“新冠疫情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2020年4月4日：

新冠疫情的超現實氛圍，讓我回想起自己年輕時在第84步兵師參加突出部戰役的感受。如今與1944年末相似，人們都感受到一種無差別的危險——它不針對特定個體，卻隨機帶來毀滅性打擊。但那個遙遠年代與我們的時代存在一個重要差異：當時的美國因堅定的國家意志而堅韌不拔，如今在這個分裂的國度，需要高效且具遠見的政府來克服史無前例的全球性挑戰。維護公眾信任對社會凝聚力、國際社會間關係乃至世界和平穩定都至關重要。

國家的凝聚與繁榮，建立在民眾相信其制度能預見災難、遏制影響並恢復穩定的信念之上。新冠疫情結束後，許多國家的制度將被視為失敗。這一判斷是否公平已無關緊要，現實是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將徹底改變。此刻爭論過往只會阻礙我們必須採取的行動。

新冠病毒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和兇猛態勢來襲。其傳播呈指數級增長：美國確診病例每五天翻一番。截至本文撰寫時，尚無特效藥。醫療物資難以應對不斷激增的病例，重症監護病房已處於崩潰邊緣。檢測能力遠不足以掌握感染規模，更遑論逆轉傳播趨勢。成功疫苗的問世可能還需12至18個月……

全球民主國家需要捍衞並延續其啓蒙運動的價值觀。若國際社會放棄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將導致國內外社會契約的瓦解。但關於權力合法性的千年命題，無法與抗擊新冠疫情同步解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外交，各方都需保持克制，必須明確優先事項。

“ChatGPT預示智力革命”，與埃裏克·施密特及丹尼爾·哈滕洛赫爾合著，2023年2月25日：

隨着這項技術被更廣泛地理解，它將對國際關係產生深遠影響。除非知識技術得到普遍共享，否則帝國主義可能會專注於獲取和壟斷數據，以實現人工智能領域的最新進展。根據所彙集的數據不同，模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社會可能會基於日益分化的知識庫，進而基於對挑戰的認知，形成差異化的發展路徑…

領導權可能會集中在少數人和機構手中，他們控制着能夠高質量合成現實的有限機器資源。由於處理能力的巨大成本，社會中最有效的機器可能仍由國內少數羣體掌握，在國際上則由少數超級大國控制。過渡階段過後，舊模型將變得更便宜，權力在社會內部和國家間的擴散可能開始。

重振道德和戰略領導力將至關重要。沒有指導原則，人類將面臨被統治或無政府狀態、不受約束的權威或虛無主義自由的風險。將重大社會變革與倫理依據和對未來的新願景聯繫起來的需求，將以新的形式出現。如果ChatGPT提出的準則不能轉化為可被人類認知的努力，社會的疏離甚至革命可能會變得可能。

如果沒有適當的道德和智力基礎，用於治理的機器可能會控制而非放大我們的人性，並永遠困住我們。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工智能或許能放大人類的自由，超越無約束的挑戰。

亨利·基辛格於2015年。照片：鮑丹丹/Zum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