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新反猶主義實為最古老的那一種

我記得1970年代在馬薩葡萄園島的一次晚宴上，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她是猶太人）與六位曬得黝黑、穿着冰激凌色高爾夫褲的新教徒共享龍蝦。他們喋喋不休地抱怨"那些人"多麼討厭，明明"不受歡迎"還非要"硬擠"進本地海灘俱樂部。

“哎呀，“一位普林斯頓畢業的中年男子拖着長音説，“他們幹嘛不呆在自己的俱樂部裏？”

我和當時的妻子提前離席，上車後她突然淚如雨下。

如今回想，那一刻顯得多麼天真。那是戰後《君子協定》式的美國反猶主義——非猶太裔在上島區喝着第四杯夏布利酒。沒人提及"猶太人"這個詞。在奧斯維辛之後的馬薩葡萄園島，美國反猶主義往往帶着謹慎的隱蔽性。它源自某種狡黠的禮節，畢竟所有人都看過納粹集中營的影像——那些艾森豪威爾將軍命令部隊觀看的紀錄片。在伊利亞·卡贊1947年根據勞拉·霍布森小説改編的電影《君子協定》中，當格里高利·派克飾演的假扮猶太裔的記者詢問租房時，前台接待員總是坐立不安地移開視線。

那個年代的美國反猶者更多是蠢貨而非惡魔。除亨利·福特、考夫林神父等例外，他們的反猶言行更像是勢利眼而非仇恨犯罪。這既非政治運動，也非系統性的狂熱行為。1918年的某個夜晚，埃莉諾·羅斯福（誰能想到）參加完為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舉辦的華盛頓晚宴後，竟在給婆婆的信中寫道：“猶太人的聚會真可怕。”

2023年秋季在美國街頭與校園湧現的反猶主義浪潮，已演變成一種截然不同的存在——它昭示着一種公然宣揚仇恨的激進政治正在死灰復燃。這種新型仇猶情緒所藴含的不祥歷史倒退，承襲了1930年代中期希特勒褐衫軍與"水晶之夜"的陰魂。可悲的是，這些新時代的仇猶者——尤其是高校中的年輕羣體——不僅自詡為道德完人，更將他們的反猶行徑視為正義之舉。這種扭曲的價值觀竟在他們中間成為了道德時尚。

若以美國文化語境作比，不妨回憶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另一部電影《殺死一隻知更鳥》(1962)。記得那個深夜場景嗎？一羣白人暴徒湧進小鎮，企圖私刑處死被誣告強姦白人女子的黑人羅賓遜。派克飾演的芬奇律師坐在監獄門前讀書，氣氛劍拔弩張。關鍵時刻，孩子們——傑姆、斯考特和迪爾——天真無邪地上前與暴徒首領打招呼。當斯考特説"坎寧安先生好"並提起他同校的兒子時，暴徒猙獰的面孔突然浮現愧色。孩童的純真瓦解了暴力，暴徒們最終消散在阿拉巴馬的夜色中。

在我有生之年目睹的美國"精英"階層最可恥且危險的蜕變莫過於：2023年，在這個國家某些學費最昂貴的高校(誰還會稱它們為"頂尖學府”？)，傑姆和斯考特們正在帶頭組織私刑暴民。

對在以色列轟炸加沙中喪生的無辜巴勒斯坦平民表示同情？當然應該。誰不會為此動容？任何有良知的人看到巴勒斯坦醫院廢墟中兒童尺寸的屍袋，看到倖存者臉上那種震驚、難以承受的悲痛，其鏡像神經元都會產生共鳴。良心會退縮並呼喊：“住手！”

但請稍等。退一步看。正如列寧所説：誰對誰——如何歸咎暴力取決於誰對誰做了什麼。1941年12月7日不是美國人轟炸了橫濱；是日本襲擊了珍珠港。而日本要為其後續行為負責。

哈馬斯為何在10月7日發動襲擊？是以色列的壓迫嗎？自2007年以色列撤軍兩年後，哈馬斯就統治着加沙。若有體面、明智的領導——加上一點遠見，以及石油富國的投資——加沙如今本可能成為地中海的新加坡。相反，哈馬斯將加沙維持為一個痛苦的貧民窟，持續上演巴勒斯坦人的受害敍事，而這正是哈馬斯權力和存在理由的來源。

儘管這麼説顯得荒誕，但按地區標準，加沙的傷亡相對較輕。薩達姆·侯賽因在24年統治期間，導致超過30萬本國人死亡或失蹤。在阿薩德父子統治下的敍利亞，數十萬敍利亞人被殺，近1300萬人——超過該國戰前人口的一半——被迫成為全球難民。

哈佛和哥倫比亞的學生並未抗議該地區常態化的暴行。他們能找到猶太人來指責和仇恨時才會行動。正是以色列人的猶太身份激發了示威者。這不是“新反猶主義”。反猶主義從不新鮮。它是頭古老的野獸，不時甦醒，噴出“用毒氣殺猶太人”和“希特勒是對的”之類的污穢。

莫羅先生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也是《打字機的噪音：回憶新聞業》一書的作者。

11月7日，反以色列抗議者在紐約市政廳廣場聚集。圖片來源：布魯斯·科特勒/祖瑪通訊社刊登於2023年12月4日印刷版，標題為《新反猶主義是最古老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