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論權力與道德——《華爾街日報》

“這隻老狐狸到底是什麼意思？”據説1838年法國外交大師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裏戈爾去世時，克萊門斯·馮·梅特涅曾如此説道。與塔列朗一樣，我的良師益友亨利·基辛格在權力巔峯縱橫半個世紀，歷經最初政治靠山的失勢，在充滿爭議的職業生涯中積累財富，展現出令某些人奉為天才、另一些人咒罵為惡魔的智識與政治機變。

公眾對基辛格逝世的反應完全在他預料之中。五十餘年來，他始終承受着極致的讚美與刻骨的憎惡。雖然比起仇恨，他顯然更享受敬慕，但早已對兩者習以為常。不僅如此，他能近乎精準地衡量這兩種情感的真實價值。

基辛格的外交天賦之一在於近乎超自然的直覺，使他能洞悉對話者的世界觀，往往比對方更瞭解自己。他完全清楚針對他的智識與道德批判的分量，卻從未被壓垮。這並非因為他蔑視道德，而是認為對其執政決策的多數批評都流於對政治的膚淺理解。在他看來，這些批評往往透過黨派史觀過濾——一邊執着挑剔共和黨總統的過失，一邊對民主黨總統的罪過視而不見。

基辛格明白一個許多美國左右兩派人士難以理解的道理：權力與道德並非對立。相反，權力是國家踐行道德行動的基礎平台。而道德也並非要求國家遵守的一套規則戒律，在國際關係中，道德的真諦在於建立能避免大國戰爭混亂與殺戮的秩序。這種秩序的合法性並非來自對宗教或世俗道德準則的完美遵循，而在於其能否維繫文明及其承載的人類繁榮發展所需的價值觀與環境。

當1969年尼克松將基辛格引入白宮時，肯尼迪與約翰遜政府的災難性決策已使美國深陷困境。麥克喬治·邦迪、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等技術官僚的狂妄自大，加上沃爾特·羅斯托等人天真的自由主義決定論，將美國拖入了無法取勝且難以為繼的戰爭泥潭。更糟的是，隨着蘇聯在戰略核力量上與美國持平，佈雷頓森林體系因金本位崩潰而動搖，整個二戰後秩序瀕臨瓦解。尼克松與基辛格認為，要走出困局必須付出代價——與魔鬼共舞、背棄承諾，有時甚至難免血濺當場。

對基辛格而言，在全球事務中建立、維護並修復可持續的均勢，是治國術面臨的最高道德與政治挑戰，尤其在核武器使大國戰爭可能毀滅一切的時代。若恢復均勢需要在毛澤東血腥統治巔峯期與之握手，那便如此；若需向北越和柬埔寨投擲更多炸彈，便派出B-52轟炸機。在他看來，這些行動帶來的任何道德愧疚，都應歸咎於那些讓美國陷入別無選擇的愚蠢決策者。

從政治角度看，基辛格是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一旦美國重獲世界地位，美國人便以厭惡之情拋棄了那些力挽狂瀾的手段與人物。像吉米·卡特這樣的自由派希望美國外交政策聚焦人權；羅納德·里根等保守派則主張以更強硬的反蘇策略取代基辛格的緩和政策。兩派都未能完全理解——正是基辛格的成就，才使美國得以追求那些影響深遠的意識形態目標。

政治家會犯錯，在危機時代倉促決策有時會導致悲劇性後果。基辛格始終坦然接受這點。他可能表現得敏感，但我從未見過他因他人批評其執政時期的決策失誤而真正動怒。

相比對其決策的抨擊，針對道德操守的質疑更易激怒基辛格。但最令他沮喪的並非某些學者作家對其道德層面的蔑視，而是始終未能讓足夠多的美國人接納他的治國方略——在他看來，這套方法既能最大限度保障美國利益，又能保護日益脆弱的文明免遭戰爭摧殘。

1976年9月6日，亨利·基辛格在法國奧利機場圖片來源：-/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本文發表於2023年12月5日印刷版，標題為《亨利·基辛格論權力與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