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茲·馬吉爾離開賓夕法尼亞大學這只是個開始——《華爾街日報》

利茲·馬吉爾已辭去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職務，此前她在國會聽證會上的災難性表現引發軒然大波。這樣的高層動盪令人遺憾，即使對我們這些認為此舉必要的人而言亦是如此。更可悲的是，這場聽證會暴露了精英大學校園裏根深蒂固的系統性腐朽。

與眾多賓大校友一樣，我對校方應對10月7日以色列遇襲事件的方式深感震驚。我以停止後續捐贈——這是我唯一能採取的抗議方式——表達了不滿。校方對包括我在內的捐贈者始終採取迴避態度，直到馬吉爾與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同行們在全美電視觀眾面前自取其辱。或許我們早該採取行動，但至少我們嘗試過。若有需要，我將毫不猶豫再次挺身而出。

賓大及其同類院校面臨着言論自由的困境，更嚴重的是喪失了是非判斷力。早在哈馬斯10月7日大屠殺之前，賓大就贊助了"巴勒斯坦文學節"。我在10月16日致馬吉爾的信中，稱這是場"反猶主義的火人節"，充斥着令人憎惡的言論。然而我絕不主張壓制言論——無論其多麼惡毒。作為近乎絕對的言論自由主義者，我長期支持"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和"異見學院"這兩個致力於校園公開辯論的無黨派組織。

如我這般校友捐贈者反對言論自由本身，我們無法容忍的是自由原則被極端不對稱地運用。多年來這些學府——尤以賓大為甚——系統壓制有悖於校方管理層、教職員及激進學生活動家進步世界觀的思想。當這些羣體公然討論抹去以色列時，校長們卻突然高舉憲法第一修正案當護身符。

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案是保障所有人的言論自由，包括那些發表令我深感冒犯言論的人。次優選擇是對言論限制進行對稱執行，而非受行政當局自身意識形態驅動。當前現狀——允許高呼"猶太人去死"口號者享有自由，卻對所謂冒犯政治正確羣體的微侵犯者進行壓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言論自由問題或許尚有解決可能，但重建是非辨別的能力將是更大挑戰。賓大等高校在10月7日恐襲後發表的曖昧聲明，將以色列與哈馬斯等量齊觀。當施虐成性的恐怖分子殺害1200名以色列及外國公民——實施酷刑、強姦並遊街示眾婦女兒童殘缺屍體時，這些學府未譴責恐怖主義，反而呼籲"多角度平衡看待"。

直言不諱地説：要麼對時事保持沉默，要麼準備好接受每句話的審視。許多院校多年前就決定要對大小事件表態。在一場根本不需"平衡看待"的暴行前如此呼籲，暴露了他們根深蒂固的立場偏好。哈馬斯的野蠻行徑並非這些偏好的成因，12月5日的聽證會只是將其廣泛曝光於公眾。值得慶幸的是，公眾似乎並不買賬。

美國教授羣體嚴重傾向民主黨，精英校園幾乎鐵板一塊。高等教育界的保守派、自由意志主義者和古典自由主義者普遍反映存在高度自我審查現象。學生為討好進步派教授而撰寫違心論文，否則將影響學業成績。像巴以衝突這類議題根本不允許理性討論，唯有學術後現代進步主義框架被允許存在——這與我上世紀80年代求學時的環境截然不同。

以色列在沙漠中建立了一個成功、繁榮、民主、守法且多元的社會，儘管幾乎不斷遭受來自更強大敵人和恐怖分子的攻擊。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領導人75年來拒絕了慷慨的和平提議，讓他們的民眾生活在骯髒中，以培養下一代聖戰分子。即使有人不同意這些事實，世上沒有任何理由能為10月7日的中世紀野蠻行徑開脱。然而，儘管是非曲直顯而易見，精英大學的教條卻認為繁榮社會必然是邪惡的，而失敗社會必然受到壓迫因此是善良的。

賓夕法尼亞大學及其他學校在10月7日後的多次嚴重失誤並非戰術錯誤或執行不力。它們是更廣泛哲學的產物，這種哲學將優點和繁榮視為有罪的證據。任何社會都無法長期承受這種哲學。

要解決我們精英機構的系統性問題，僅靠一位大學校長失去工作和幾位捐贈者暫停捐款遠遠不夠。但當賭注如此重要時，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

阿斯尼斯先生是AQR資本管理的管理及創始負責人。

12月5日，利茲·馬吉爾在華盛頓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作證。圖片來源：凱文·迪茨/蓋蒂圖片社刊登於2023年12月13日的印刷版，標題為《利茲·馬吉爾離開賓大，這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