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送禮提醒我們如何關愛他人

“我們為何要這樣做？”當我們拖着疲憊的腳步穿梭於又一個購物中心，拼命為清單上的每個人尋找完美禮物時，不禁這樣吶喊。光是那些單薄的聖誕頌歌就足以讓人像吝嗇鬼斯克魯奇那樣覺得，“每個嘴上掛着‘聖誕快樂’的白痴”（更別提音響裏放着《鈴兒響叮噹》的傢伙）“都該被冬青木樁刺穿心臟埋葬”。這種發自內心的個人吶喊，與“禮物讓節日變得過於商業化、物質化和消費主義”的普遍抱怨如出一轍。

那麼為何我們仍樂此不疲？答案或許藏在關懷認知科學中。人類會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資源去照料子女父母、伴侶朋友、病患貧弱，且不圖回報。這是我們生活中極具道德深度與意義的部分，也是人性本質的重要體現。然而在經濟學與政治學視野中，關懷行為幾乎隱形——它甚至不會體現在GDP數據裏。

當前經濟政治理論（以及大量道德心理學與哲學）的根基理念，始終是社會契約論。該理論認為：我是擁有目標與資源的獨立主體，你亦是。通過交換部分資源，我們能實現比單打獨鬥更好的結果。作為啓蒙運動的偉大發明，市場與民主制度將這種社會契約擴展至數百萬人同時參與的規模。

另一方面，照護行為是眾多宗教傳統的核心。希臘語"Agape"與拉丁語"Caritas"所代表的無條件之愛，是基督教傳統的精髓，正如希伯來語"Chesed"（慈愛）之於猶太教。聖母聖嬰像構成東正教冥想的焦點，而伊斯蘭傳統則強調孝道的重要性。在"慈心禪"修習中，修行者先從關懷之人的感受出發，逐步將這種情感擴展至陌生人乃至仇敵。神明、基督或菩薩對眾生之愛，恰似父母舐犢之情。

深入理解照護本質或能詮釋饋贈行為——聖誕採購既是經濟行為，亦可視為靈性實踐。照護關係迥異於社會契約模式，其本質上是徹底利他的。當我照料子女或年邁父母時，並不期待回報。即便是幼教、居家護理員等專業照護者也會坦言，雖薪酬微薄仍堅持工作，只因被需要的感覺令人滿足。

照護者天然擁有比受照護者更多的資源與能力。通常資源優勢會獲得支配權，但照護關係卻逆轉了權力動態——我的優勢促使我協助你達成所願。

一幅描繪東方三博士向耶穌獻禮的繪畫，出自英國諾福克郡一座教堂。圖片來源：阿拉米圖片社照料行為在哺乳期母親與嬰兒的特殊關係中有着生物學與進化根源。即便是小鼠也會為幼崽犧牲熱量，而支撐這種照料行為的獨特激素與大腦激活模式，在人類照護行為中同樣存在。但人類的關懷超越了血緣——我們以多種方式關照着形形色色的人。撫養領養新生兒的男同性戀者會形成與生母相同的大腦活動模式。我們並非因為愛而關懷他人，而是因關懷而生愛。

當我們照料他人時，不僅試圖改善其生活，更會設身處地考慮對方需求——即便這與我們自身意願或對其期望截然不同。我們提供資源助其自主決策、實現目標。尊重年邁父母、重症患者乃至叛逆青少年的自主權，才是真正關懷的核心所在。

這使得照料行為與社會、政治及經濟關係有着本質區別。社會科學對贈禮行為的經典解釋認為，禮物如同其他事物，本質關乎契約與權力。當我贈禮你接受，便形成虧欠。社會契約規則要求你應當回饋。

而贈禮實則可視為一種象徵性的微型關懷行為。其結構與照料行為同構：本質上是利他的——我犧牲部分所有助你獲得所需，且不索求回報；同時也具有特定性——禮物只贈予特定對象，它宣告着"我們之間存在某種關係，至少藴含着細微的愛與羈絆"。

最關鍵的是，我們希望禮物能契合收禮者獨特的願望與目標。這就是為什麼直接給現金感覺不對，即便那樣可能更理性。我們想傳遞的是：我們在用心思考那個特別之人想要什麼——哪怕最終附上禮品小票以防猜錯。這也是為何我們會珍視孩子送的笨拙陶土杯和粗糙手工掛繩，正如常言道，心意重於形式。

養育孩童是最根本的生物性照料行為，難怪兒童禮物總佔據節日故事的核心。基督教故事聚焦於照料聖嬰，東方三博士更是攜禮而來。即便無神論者也會被樹下拆禮物的歡快孩童景象打動。

查爾斯·狄更斯的《聖誕頌歌》深刻揭示了契約與關懷的鴻溝。作為經濟學"理性人"典範的斯克魯奇，起初理性地嘲諷高喊"聖誕快樂"的傻瓜們。最終改變他的不是教條説教，而是照料貧病交加、無法回報甚至可能夭折的小蒂姆的經歷。當他送給克拉特基特家一隻兩倍於小蒂姆體型的火雞時，標誌着他完成了向關懷者的蜕變。

或許當我們拖着腳步在商場為弗雷德叔叔選領帶、為簡阿姨挑浴鹽時，思考"關懷"的本質能驅散內心的吝嗇鬼，讓節日真諦重駐心間。

艾莉森·高普尼克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教授，也是《園丁與木匠：兒童發展新科學告訴我們關於父母與子女關係》一書的作者。

刊登於2023年12月16日印刷版，標題為《送禮提醒我們如何關愛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