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美中關係並不像有時看起來那樣可預測——《華爾街日報》

2001年年中時，美中關係看起來處於非常糟糕的境地。

兩年前，北約導彈擊中了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造成三名中國公民死亡。然後是2001年4月的間諜飛機危機——一架中國飛機在中國海岸附近與美國噴氣式飛機相撞，導致中國飛行員死亡——使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

傑弗裏·瓦瑟斯特羅姆許多人認為，這種關係將繼續惡化，併成為未來幾年全球不穩定的主要來源，也許是最主要的來源。

然而到了2001年底，這些預測似乎很愚蠢，或者至少為時過早。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和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在亞太經合組織年度會議上交換了微笑。在上海峯會上，他們似乎很高興能在一起，並同意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進行合作。

與2023年的相似之處令人震驚。這一年開始時，緊張局勢高漲。另一起空中監視事件——2月份一架穿越美國的中國間諜氣球被擊落——使冰冷的關係陷入深度凍結。

人們再次認為，關係的螺旋式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兩國之間正在發生一場新的冷戰並且愈演愈烈的想法得到了支持。這種衝突可能演變成一場毀滅性熱戰的想法甚至開始顯得不那麼牽強。還有一些源於國際的擔憂原因，比如華盛頓對中國儘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卻與莫斯科保持親密關係感到沮喪，以及中國旨在恐嚇台灣的軍事演習增加。

一艘中國軍艦在金門馬祖列島附近參與軍事演習。圖片來源：THOMAS PETER/REUTERS但11月出現了重大轉折。在舊金山APEC峯會上，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了親切交流並微笑合影。

儘管在諸多議題（台灣、西藏、新疆、香港、烏克蘭、以色列、加沙、芯片產業等）上仍存在沉默或討論無進展，但雙方至少在芬太尼、氣候、軍事熱線、人工智能等部分領域取得了適度進展。兩國領導人都傳遞出這樣一種信號：在經歷全球性危險路徑後，兩國關係正從懸崖邊緣迴歸更穩定的軌道。

歷史的啓示

這並非暗示中美關係一成不變——也並非認為歷史會完全重演。

但確實表明，即使在最冰冷的時期，仍有諸多因素使得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明顯不同於冷戰時期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

中國或許在形式上仍是共產主義國家，且確實具有列寧主義特徵（一黨專政，熱衷反帝 rhetoric 的同時卻以帝國主義方式擴張影響力），但其深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程度是蘇聯從未達到的。即便部分製造業正轉移至新地區，中國仍是美國跨國企業渴望推銷產品的龐大消費市場，也是這些產品的重要製造基地。

拋開華盛頓環城公路一帶關於“脱鈎”的討論和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資本主義弊端的批評不談，2023年與往年一樣，仍有大量業務跨越分歧在進行。11月份有一件事本應不讓我們感到意外，那就是美國企業首席執行官們希望與習近平會面，而習近平也想對他們發表講話。

並非完全相似

然而，2001年與2023年之間存在重要的今昔對比需要牢記，以免誇大這兩年的相似之處。例如，2001年需要應對的美中問題數量有限，如今則問題繁多。2001年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尚未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此外，在2023年的峯會上，習近平最不願提及的就是新疆問題。美國正確地將中國視為對該地區維吾爾族人實施嚴重侵犯行為的責任方。北京方面則將所有相關言論斥為誤導性宣傳。

中國政府組織外國記者參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時的景象。圖片來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相比之下，2001年時江澤民希望將新疆列入議程。他認為布什的“反恐戰爭”為爭取國際支持提供了一個機會，以推動將某個特定的維吾爾族（主要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小組織列為恐怖組織。他成功了。這是導致數十萬與該組織或其他任何組織毫無關聯的維吾爾族人遭受鎮壓的因素之一。

此外，儘管2001年江澤民與布什的會晤意義重大，但與其他高層官員的雙邊交流相比，並未有本質區別。如今習近平與各國元首的會晤承載着更重的分量，因為他已遠非當年江澤民所代表的集體領導體制代言人。

江澤民與習近平同樣身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雙重職務，但外界預期他會在2002年交出最高權力的總書記職務，2003年再將國家主席之位交給指定接班人胡錦濤——他確實這樣做了。

反觀習近平，很可能成為終身領導人。他的總理們比江澤民時期的同僚更低調、權力更小。在罷免官員時他也更為專斷，近期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離奇去職便是明證。習近平不受任期限制的統治本質，加之日益強化的個人崇拜，給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中國對外關係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202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全國人大閉幕會上。圖片來源：NOEL CELIS/Press Pool### 終極啓示

然而，將2001年與2023年並置觀察，提醒我們注意到中美關係一個恆久特徵：那些看似無關或間接關聯的突發事件，總能影響兩國關係。人們容易陷入這樣的思維誤區——唯有兩國權力核心人物如何相互看待才至關重要，似乎只涉及兩國之間的事件才具有決定性。但事實並非如此。

舉例來説，若非9·11事件改變了布什總統的政策重心，2001年的中美峯會本會呈現另一番景象。同樣關鍵的是，2001年中國正全力申辦2008年奧運會並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制約了北京在南海撞機事件中可能採取的強硬立場。

類似地，2023年初的"氣球風波"未釀成更大危機，也源於兩國關係外的變量。習近平面臨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乏力的壓力，拜登則深陷歐洲與中東兩場重大外交危機，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舊金山會晤時雙方的優先事項——誰都不願主動挑起爭端。

這對2024年及未來的中美關係意味着什麼？歷史從不是未來的藍圖，而特朗普可能再度入主白宮更增添了最大變數。但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和解姿態與緊張態勢仍將交替出現，誇張預測與突發意外繼續輪番上演。最令人意外的或許是——未來數年主導兩國關係的，恐怕仍非領導人及其外交團隊的主觀意志，而是中美各自的國內形勢與全球重大事件。

傑弗裏·瓦瑟斯特羅姆系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歷史學特聘教授，著有《危城：香港邊緣紀事》並主編《牛津現代中國史》。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本文發表於2023年12月18日印刷版，原標題為《為何中美關係不像表面看來那般可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