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不會試圖為拜登助選——《華爾街日報》

1968年8月14日，總統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在聖地亞哥與經濟顧問團隊（包括伯恩斯）合影。圖片來源：美聯社隨着2024年總統大選拉開帷幕，經濟與政治評論員們正做着他們一貫的事：猜測美聯儲是否會調整貨幣政策以影響選舉結果。大量證據表明，總統及政府官員曾試圖干預美聯儲，但央行僅在選舉年明確調整政策以支持某位候選人——這種情況只發生過一次。

1972年，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為助力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連任，刻意維持低利率。而在其他所有總統選舉年份中，美聯儲加息與降息的模式與無選舉年份並無二致。我們應當感激這種獨立性。

我的直覺是，2024年美聯儲將刻意保持中立，繼續推行旨在實現2%通脹率和充分就業目標的政策。過去兩年間，在經歷重大政策失誤和通脹飆升的陣痛後，美聯儲的公信力已岌岌可危。

自1960年以來的16個總統選舉年中，美聯儲七次加息（統計區間為上年12月至選舉年11月）、七次降息，另有兩次維持利率不變（2012年與2016年）。選舉結果與美聯儲利率調整之間不存在可辨識的關聯模式。無論美聯儲主席的政治傾向如何，也無論白宮由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主政，美聯儲始終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態度。

總統選舉年期間最顯著的利率上調發生在1980年，當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為對抗兩位數通脹率而大幅加息。強調"痛苦指數"（即高通脹疊加高失業率）的共和黨挑戰者羅納德·里根最終擊敗了時任總統吉米·卡特。而最大規模的選舉年降息則出現在2008年，民主黨候選人巴拉克·奧巴馬在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勝選。美聯儲偶爾會在選舉年調整政策方向：1984年因經濟強勁增長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美聯儲在上半年加息，後因經濟降温在臨近選舉時轉為降息。

自1978年《充分就業法案》確立美聯儲"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的雙重使命後，美聯儲開始定期發佈通脹率與失業率預測報告，其中涵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預測的中值趨勢。這些預測如今按季度發佈，且自2012年起新增了FOMC成員對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預估（即所謂"點陣圖"），為未來政策走向提供前瞻指引。

美聯儲歷來依賴相機抉擇的政策調整來應對經濟現狀，而非通過系統化路徑實現政策目標。歷史數據顯示，當實際經濟與通脹水平偏離其中值預測時，美聯儲調整利率的行為存在明確規律：當經濟增長超預期且失業率低於預測值時傾向加息；當失業率高於預測值且通脹低於預期時則傾向降息。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通脹上行意外，美聯儲基於數據決策的模式對失業率攀升的反應更為敏感。

除1972年這個美聯儲不當行為典型案例外，這一趨勢在歷屆總統大選年都得到印證。1971年8月，尼克松實施了工資與價格管制這項錯誤的反通脹政策。國會通過激進財政刺激方案的同時，由伯恩斯領導的美聯儲僅在大選前温和加息，通過寬鬆貨幣政策放任貨幣供應量激增。這造就了經濟繁榮——從1971年第四季度到1972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達6.9%，就業率上升4.3%。隨着尼克松在11月連任成功，面對飆升的通脹，美聯儲將利率從5%大幅上調至10.5%。

2024年美聯儲政策將何去何從？當前通脹回落速度與失業率水平均優於美聯儲預期，使其不得不調整季度預測。與此同時，通脹削弱了消費者購買力並推高借貸成本。在自由裁量政策頻頻失誤後，美聯儲應考慮採用更系統化的政策指引。泰勒規則（根據通脹偏離2%目標值與經濟增長偏離潛在水平的程度來測算利率調整幅度）已被證明是評估政策合理性的有效工具。

以當前3.5%的核心PCE通脹率和1%的自然實際利率計算，泰勒規則顯示目前5.5%的聯邦基金利率是合理的。若如美聯儲預測，2024年年中核心通脹降至3%，則4.5%的利率更為適宜；若通脹未回落，維持高利率方為明智之舉。遵循系統化的利率調整指引不僅能提升政策智慧度，還可增強美聯儲透明度，使其免受政治壓力干擾。

利維先生是胡佛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也是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成員。

刊登於2023年12月26日的印刷版，標題為《美聯儲不會試圖提振拜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