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世界都感受到了邊緣狀態的焦慮-彭博社
Andreas Kluth
愛馬仕指明瞭方向。
攝影師:羅伯特·佩裏/蓋蒂圖片社
2024年的危機“恰恰在於舊的正在消亡,而新的卻無法誕生;在這個過渡期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病態症狀。” 諸如極端兩極分化、民主腐蝕以及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新法西斯主義,進而預示着衝突、農奴制和戰爭。
哦,等等。上面那句話原本是用來描述1930年的。那是出現在第3本監獄筆記中,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安東尼奧·格拉姆西寫的,他是本尼託·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的一名被法西斯分子監禁直至1937年去世的人,以防他説話。
學者們仍在研究格拉姆西的意思。但共識是,他擔心的不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激進左轉,也擔心法西斯主義在他自己的國家以及德國、西班牙等地的傳播。在今天的美國,他可能會在喚醒左派和MAGA右派之間的對抗中看到影子,也會看到籠罩我們其他人的絕望,因為這個國家正朝着可能決定美國民主和全球和平命運的選舉而不斷前進。
格拉姆西理解,在這種僵局中,社會無法前進;相反,它停滯在歷史的無人之地。隨着陣線變得僵化,我們變得無法解決問題,從大規模移民到氣候變化、核擴散和流行病。無論新事物最終是可怕還是美好,它現在都無法誕生,因此當前看起來是病態的。
有一個詞來描述伴隨着這種懸而未決或不完全過渡的焦慮:邊緣性。它源自拉丁語“limen”,意為“門檻”,曾與赫爾墨斯聯繫在一起,他引導青少年走向成年,中年人走向衰老,臨死之人走向哈迪斯,旅行者走向目的地——以及我們每個人每當離開一個地方但尚未到達另一個地方,因此感到極度脆弱。
相比之下,成功完成的過渡可以是令人興奮和充滿活力的。一個在活生生的記憶中跨越的喜悦門檻是柏林牆的倒塌,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1989年卻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幾年之內,鐵幕被融化,蘇聯解體,歐洲和世界重新團結起來。一箇舊的(冷戰)已經消亡,一個新的誕生了。仍然存在着病變的地方——比如前南斯拉夫或盧旺達,或者朝鮮和緬甸。但大多數症狀看起來是有益健康的。
未來的幾年裏,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民主國家和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似乎向世界的更廣闊地區提供和平、自由和繁榮。自由擴大了,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了民主國家。識字率提高。互聯網等新技術連接我們,而不是威脅我們。我們知道如何合作,因此諸如氣候變化之類的問題似乎是可以解決的。暴力正在減少。諸如俄羅斯之類的前敵人承諾“共同建設持久而包容的和平”,中國承諾“和平崛起”。經過1989年的門檻,我們安定下來進入了一個穩定的時代,一個“長期和平”時代。歷史似乎已經“結束”了。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以及它引發的反應和過度反應提醒我們,這種穩定是一種幻覺,但它還沒有表明另一箇舊的正在消亡。這一點直到過去的十年才變得清晰。從2014年開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俄羅斯試圖接管烏克蘭,粉碎了戰後國際體系。美國選舉產生了一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他成為了反對美國憲法的叛亂者。中國成為了一個修正主義大國,挑戰西方及其代表的秩序。全球變暖和一場大流行暴露了我們在面對生存威脅時甚至無法合作的無能。
與末日的預感並行的是,各種樂觀主義的敍事也在發展。這些願景在硅谷和其他聰明的生物圈中很受歡迎,強調了我們物種驚人的科學進步。對於每一種新病毒,都有一種新型疫苗;對於每個排放碳的煤電廠,都有一種新的能源來源,對於人類智慧的不足,都有一種新的、潛在的超人工智能。
在即將誕生的新版本中,智人不會滅絕,而是要解決諸如氣候變化之類的問題,或者通過殖民其他行星並永生來超越它們。所謂的極樂主義者、宇宙主義者、超人類主義者、有效利他主義者和其他技術烏托邦主義者(有時縮寫為Tescreal)相信我們註定不僅要治癒普通感冒,還要治癒死亡本身。
絕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看待這個分屏。人工智能會拯救我們,還是像一些從業者和專家所警告的那樣,導致我們的“滅絕”?我們的民主會持續下去,還是特朗普會在第一天就成為獨裁者,就像他所開玩笑的那樣?(他是在開玩笑嗎?)歐洲和中東的戰鬥會平息,還是蔓延到其他國家,甚至可能波及我們?新生的是我們自康德以來渴望的《永久和平》烏托邦,還是永恆戰爭的反烏托邦?
正是“正是這種根本的不確定性——不知道我們身處何處,前方是什麼——引發瞭如此存在性的焦慮,”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世界變革危機歷史學家傑羅姆·魯斯認為。所以壞消息是2024年可能會很不愉快,並表現出病態症狀。好消息是新的將最終誕生,一旦我們誕生了它,我們可能會發現,總的來説,它並不那麼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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