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風電雄心岌岌可危 - 彭博社
Tim Culpan
電力危機。
來源:Billy H.C. Kwok/Bloomberg
邁克·約翰遜勝出。
攝影師:Nathan Howard/Getty Images 北美
沒有限制。
攝影師: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當郭正旺下個月就任台灣經濟部長時,如果他想挽救政府的一個標誌性項目,他就需要迅速行動。政策衝突和目標錯誤威脅着即將卸任的蔡英文總統實現可再生能源目標的希望,而郭正旺的工作要麼是終結那個夢想,要麼是修改現有政策以重新使計劃回到正軌。
離岸風電項目的多個階段揭示了政府政策的裂痕。順利進行本應意味着台灣能夠在2025年前實現蔡英文2016年設定的目標,即從可再生能源中獲得20%的電力。相反,繁瑣且不靈活的本地採購規則以及對項目規模的限制導致成本超支、推遲推出和潛在承包商完全退出市場。這些挑戰與計劃中的核發電機逐步淘汰相沖突,使台灣朝着電力危機和過去十年經歷的停電再次邁進。
彭博觀點中國3.7萬億美元的財富產業受到低於3%的回報困擾你忽視的垃圾填埋場?它在散發甲烷烏克蘭援助顯示MAGA並沒有嚇倒約翰遜唐納德·特朗普的陪審團真的應該保持匿名嗎?本不該是這樣的。風力發電廠在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著名教授本特·弗利維克(Bent Flyvbjerg)跟蹤的二十多種主要項目中歷史上一直是最可靠的之一。
弗利維克和丹·加德納在他們的書中寫道,核儲存設施的記錄是最糟糕的,平均成本超支238%。奧運會的平均超支為157%。另一方面,風力發電無疑是贏家,只超支13%,僅次於能源傳輸基礎設施(8%)和太陽能(1%)。大事如何完成。
風力和太陽能有及時和符合預算交付歷史的原因,台灣的決策者們應該記住這一點。
這兩種基礎設施都是模塊化的,這意味着它們可以受益於規模經濟和先前交付的知識。開發商可以建造、完善、迭代和重複較小的發電廠,逐步改進,直至完成。這種漸進式改進可以延續到下一個合同。核儲存和奧運會遭受相反的問題:它們總是一次性的定製交易,因其本質而受到“永久初學者綜合症”的影響——每次團隊都是從零開始學習。尾部迴歸:為什麼奧運會會爆炸。
台灣的海上風力發電場,本應該在台灣海峽西海岸拔地而起,應該提供相同的好處。包括Ørsted A/S、Northland Power Inc.和Jera Co.在內的全球承包商將他們在過去項目中積累的經驗帶到了台灣,但卻受阻。與其從熟悉且經過驗證的供應商購買零部件,合同規定他們必須至少購買60%的本地零件。此外,政府規定了哪些零部件必須是國產的。從基礎夾克到勘測船,各種物品都受到這些要求的約束。
風力發電應該是一帆風順
這些是在符合預期成本方面最可靠的大型項目之一
來源:Flyvbjerg和Gardner,“大事如何完成”
但台灣既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這意味着規模經濟和先前的知識都將喪失。在某些情況下,只有一兩家國內公司具有生產能力,造成壟斷,推高價格,同時仍然缺乏按時交付的能力。然而,是總承包商必須為延誤支付罰款,進一步推高成本。在早期階段的預算超支和推出延遲已經促使一些開發商甚至不參加後續輪次。
在2022年的一輪拍賣中,承包商以最低價格競標向政府的電力壟斷企業提供電力,根據BloombergNEF編制的數據,至少有七個財團提出以接近零成本的價格向台灣電力公司出售電力。通過這樣做,獲勝者獲得了建設海上風電場的授權,並打賭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願意支付能夠覆蓋成本的價格的替代買家。如果他們成功了,他們就不需要按照中標價格向台電出售。他們的客户將是有需求並願意簽訂長期合同的台灣企業,需要可再生能源。
然而,電力供應商仍然受到當地採購法律的限制,這些法律推高了預算,也推高了承包商能夠預期獲得投資回報的點。最大的風險是,一些中標者沒有達成企業購電協議,讓他們的授權過期而沒有處罰,導致台灣無法獲得迫切需要的可再生能源,因為正在關閉曾經是經濟電力供應支柱的核反應堆。
現在還不算太晚。郭來自企業界,是總部位於台北的工業設備製造商拓普集團的董事長,台積電是其客户之一。根據公司的年度報告,“他在領導和戰略發展規劃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當他在5月20日就任蔡英文選定的繼任者賴清德的內閣時,這些技能將派上用場。
如果他想挽救那些風電目標,他將需要選擇一項政策,並迅速行動。前進的唯一途徑是放寬採購規則,允許承包商以競爭性的全球價格購買零部件。政府也可以考慮鼓勵本地公司購買可再生能源,無論是通過獎勵(補貼)還是通過強制措施(法規)。
另一方面,如果目標是利用保護主義來嘗試培育本地風電產業,那麼台灣必須願意為其電力支付數量級更多的費用,並接受高失敗幾率。如果選擇這條路,那麼台灣公民和公司應該為未來幾年更多的停電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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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經歷了一場巨大的鬥爭,通過眾議院提供烏克蘭援助,這場鬥爭展示了合作的好處和極端主義的危害。
然而,他在週六取得的最終成功是以沉重的代價為代價的,這是烏克蘭人民用鮮血和無數條生命付出的代價,如果約翰遜在2月份參議院通過該法案時就採取行動,可能會挽救更多的生命。在面對專家簡報後,他最終被説服了形勢的嚴重性以及烏克蘭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性。
彭博觀點中國3.7萬億美元的財富行業受到低於3%的回報困擾你忽視的垃圾填埋場?它在散發甲烷唐納德·特朗普的陪審團真的應該保持匿名嗎?能源轉型正在變得醜陋約翰遜沒有迎合MAGA極端分子,而是宣稱自己是“里根共和黨人”,拒絕了主導該黨極端分子的孤立主義。這是約翰遜一個令人耳目一新且出乎意料的轉變。
“我們有着非常特殊的責任,”約翰遜在早前的新聞發佈會上告訴記者。“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是世界警察。但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捍衞自由。”
這些話語在如今的特朗普黨中很少聽到。約翰遜對收集情報的價值的肯定更是罕見。“我真的相信我們得到的情報和簡報,”約翰遜説。“我認為如果允許的話,弗拉基米爾·普京會繼續向歐洲推進。我寧願向烏克蘭派遣子彈,也不願意派遣美國男孩,”他説道,指出他的兒子將於今年秋天進入美國海軍學院。
喬·拜登總統本週早些時候表示支持約翰遜建立跨黨派聯盟的努力,承諾“立即簽署這項法律,向世界發出一個信息:我們與我們的朋友站在一起,我們不會讓伊朗或俄羅斯成功。”
現在還為時過早,無法確定這場最新的戰鬥是否會成為約翰遜的嚴峻考驗。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學到一個教訓。他作為眾議院議長取得的最大勝利都是通過最常規的手段實現的:組建聯盟,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達成一個合理的中間地帶,偶爾還會給固執的成員一些甜頭。
約翰遜為價值95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設計了一個複雜的策略,將其分為四個部分,以便對每個部分進行辯論和修正,以便所有成員都能發表意見。為烏克蘭提供的600億美元援助包括貸款組成部分,以安撫搖擺不定的共和黨人。為以色列提供的260億美元援助包括民主黨人想要的100億美元人道主義援助加沙。第三部分是80億美元的援助,用於支持台灣和其他印太盟友抵禦中國威脅,而第四項法案涉及對俄羅斯和伊朗的制裁,以及可能的禁止或出售Tik-Tok。所有四個部分都以強有力的兩黨支持通過了。
他還明智地放棄了早期打算將該協議與修改後的共和黨邊境法案捆綁在一起的意圖 —— 這在參議院肯定是一個破壞協議的因素。
這些都是有細微差別的重要措施,有助於協議的達成,也許是他領導能力成熟的跡象。這樣的努力並不是投降,無論極端分子怎麼説。這是在一個分裂嚴重的機構中進行治理的唯一方式。
民主黨人對約翰遜的努力至關重要,甚至在將該計劃提交到全體議員投票的過程中也是如此。在一個罕見的情況下,民主黨人打破了傳統,向共和黨人提供了確保其通過規則委員會的投票。民主黨人還投了大部分票來通過烏克蘭援助計劃,提供了219票,而共和黨人只有101票。儘管有點偏向一邊,但這仍然是一個強有力且不可動搖的兩黨努力,值得讚揚。
民主黨人在拒絕應對約翰遜右翼威脅罷免他作為議長方面也展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紀律性。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讚揚了約翰遜和他所稱的“傳統保守派”通過了總援助方案,但明智地避免讓人覺得這是為了拯救約翰遜的議長職位而有所交換。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也聯手對共和黨代表瑪喬裏·泰勒·格林進行了令人滿意的懲罰。這位自封的MAGA保守派女王提出了一項零撤銷烏克蘭援助的修正案,結果以349票對71票的壓倒性失敗告終。一臉泄氣和麪無表情的格林後來告訴記者,她將等到眾議院從為期一週的休會中返回後再繼續推動罷免約翰遜的動議。
然而,約翰遜對美國需要支持盟友並對抗世界惡霸的認識是如何形成的,這重申了這個國家提供世界領導力的意願。這也提供了一個團結的時刻,眾議院可能需要再次藉此面對侵略者和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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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J.R.R.托爾金偉大的史詩中,指環王,只有逐漸才變得明顯,黑暗勢力已經聯合起來。索倫,他那具有邪惡全視之眼的領袖形象,成為龐大邪惡聯盟的首領:黑衣騎士,被腐化的巫師薩魯曼,亞人獸,惡毒的侍臣沃姆湯,巨大的有毒蜘蛛什洛博 —— 他們都在其中,而魔多是他們的總部。
托爾金知道自己在寫什麼。作為一戰老兵,他驚愕地看着第二次大規模戰爭的來臨。在“夏爾”(他理想化的中土英格蘭)裏啜飲着苦澀的啤酒,抽着煙斗,他只能在1936-37年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帝國主義日本聯合組成軸心國時感到髮指,當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聯手時,他只能喃喃自語,“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
彭博觀點中國3.7萬億美元的財富行業受到低於3%的回報困擾你忽視的垃圾填埋場正在滲漏甲烷烏克蘭援助顯示MAGA並未使約翰遜屈服唐納德·特朗普的陪審團真的應該保持匿名嗎?我們也正在目睹一個軸心的形成和鞏固。保守派廣播員馬克·萊文週二發表的一條推文讓我鮮明地想起了托爾金。這值得引用:“綏靖就是升級。我們的敵人正在行動。我們的盟友正被包圍和攻擊,或即將被攻擊。… 保守主義和MAGA不是孤立主義或和平主義。它們也不是綏靖或國家自殺。… 由我們,愛國的美國人,站出來填補這個缺口,現在就去做。”
萊文的干預意義重大 —— 他在以色列寫下這些文字,他一直在那裏訪問 —— 這清楚地將他置於與共和黨內部孤立主義分子的對立面,比如上週威脅要罷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的眾議員馬喬裏·泰勒·格林,如果他繼續推動一項恢復對烏克蘭援助的法案。“我們將捍衞自由,並確保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會踏過歐洲,” 約翰遜宣佈。“我們必須向普京、習近平、伊朗、朝鮮,以及其他任何人展示,我們將捍衞自由。”
對於格林和萊文的前福克斯新聞同事塔克·卡爾森來説,烏克蘭戰爭只是“一個我們對其中的人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家之間的爭吵”,正如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在1938年9月關於捷克斯洛伐克所説的那樣。他們似乎毫不尷尬地充當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有用的白痴”,直接繼承了上世紀30年代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辯護者的血統。
不僅僅是普京。正如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上週指出的那樣,俄羅斯戰爭背後站立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龐大經濟資源。“在過去幾個月裏,我們看到從中國運往俄羅斯的物資,俄羅斯用來重建[其]工業基地並生產出現在烏克蘭戰場上的武器,” 米勒週二告訴記者。米勒告訴記者。“我們對此非常擔憂。” 本月初在北京,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警告她的中國同行,如果中國繼續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努力,將會有“重大後果”。
儘管中國領導人聲稱他們希望充當和平締造者,但在烏克蘭入侵前夕,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支持 — “無限制”夥伴關係的共同承諾意味着什麼? — 自從兩年前普京的入侵部隊被從基輔郊外擊退以來,習近平主席的支持對普京的生存至關重要。
同樣,人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伊朗對以色列的戰爭。德黑蘭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提供了成千上萬的無人機和導彈,類似於上週末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反過來,俄羅斯可能正在幫助加強伊朗的防空系統。中國不僅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買家之一;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後立即致電德黑蘭,讚揚而不是譴責他的伊朗同行。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的兇殘襲擊以來,中國的宣傳一直持續反對以色列。
這一新軸心的出現早在1997年就被吉米·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預見到。在他的著作《大棋局》中,布熱津斯基寫道:
潛在的最危險的情景可能是中國、俄羅斯,也許還有伊朗組成的大聯盟,一個由互補的不滿而不是意識形態團結在一起的“反霸權”聯盟。在規模和範圍上,這將讓人想起中蘇集團曾經構成的挑戰,儘管這一次中國可能會是領導者,俄羅斯可能會是追隨者。
布熱津斯基是預言家。然而,回顧過去三年,很難不得出結論,拜登政府的繼任者們在無意中以及有意地做了很多事情,使這個聯盟成為現實,首先是在2021年將阿富汗人遺棄給塔利班的温柔憐憫,然後未能阻止俄羅斯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最後未能阻止伊朗在2023年釋放其代理人對以色列發動襲擊。是的,拜登在烏克蘭和以色列遭受攻擊時伸出援手,但更早的展示力量可能已經避免了這兩場緊急情況。
萊文和約翰遜已經意識到,正如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長期以來所主張的,一些遙遠國家的爭端最終必須讓我們關注。它們是新軸心國對我們珍視的基本價值觀:民主、法治、個人自由,發動的一場戰爭的一部分。我預測,孤立主義者的反駁將不會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幸運的是,目前我們處於第二次冷戰,而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然而,第二次冷戰的進展比第一次冷戰要快得多。如果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相當於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那麼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避開了第二次古巴導彈危機——圍繞台灣——並且已經進入了一段緩和期,這一次的序列比上次花了兩十年。自從去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亞伍德賽德舉行的總統峯會以來,中國人似乎真誠地希望避免一場對抗,並希望與他們的美國對手進行嚴肅而冷淡的對話,讓人想起1969-1972年。
但是哈馬斯去年十月對以色列發動的突襲將我們帶回到了1973年。值得回顧的是,亨利·基辛格在那一年約姆基普爾戰爭之後成功確立了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而這種緩和局勢並沒有持續很久。簡而言之,在第二次冷戰中,我們似乎將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壓縮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令人困惑的混合體。
當時,冷戰也有意識形態的維度:至少有些共和黨人又開始談論捍衞自由。對於普京和習近平來説,這只是對由中情局支持的“顏色革命”的代號。當時,冷戰也是一場技術競賽,儘管今天創新的前沿是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以及核武器和“星球大戰”(導彈防禦)。
當時,冷戰也是通貨膨脹的,會在國內造成分裂。當時,冷戰也很重要,如果中國和俄羅斯團結一致,而不是互相對立。他們目前的團結對於美國及其盟友來説是一個真正的頭疼事,他們發現自己處於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一個多世紀前設想的情況中——試圖遏制霍爾德·麥金德的廣闊歐亞大陸“心地”的“邊緣地帶”。當時和現在一樣,不僅有兩個集團,而且有三個,因為有相當數量的國家更願意保持不結盟,而不是被迫選擇一邊。
冷戰I和冷戰II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首先,中國在經濟上比蘇聯更具競爭力。其次,西方與中國在供應鏈方面有着緊密的經濟聯繫,這是我們與蘇聯從未有過的方式。第三,我們在製造能力方面要弱得多。隨着中國向世界大量提供廉價的“綠色”產品,西方別無選擇,只能恢復保護主義和產業政策,將經濟戰略時鐘撥回到20世紀70年代。氣候顧問約翰·波德斯塔上週在彭博新能源金融峯會上明確指出了這一點。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上個月抱怨説,中國在“新”行業(如太陽能、電動汽車和鋰離子電池)中的“過剩產能”正在“傷害”美國企業和工人,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企業和工人。
第四,美國的財政政策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可持續的道路。在全面就業時期實行7%的赤字,委婉地説,這並不是宏觀經濟學教科書所推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正如國會預算辦公室剛剛指出的那樣,聯邦債務在公共手中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從今年的99%到2054年的預計166%——將不可避免地限制未來政府的行動,原因很簡單,即不斷增長的税收份額將不得不用於償還債務。
我對歷史學法典的唯一貢獻——我稱之為弗格森法則——規定任何一個花費在債務服務(國債利息支付)上超過國防開支的大國不會長久保持偉大。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法國舊制度、奧斯曼帝國、英國帝國都驗證了這一法則,而美國將從今年開始面臨這一考驗,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淨利息支出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1%,國防開支為3.0%。根據國防開支保持在總離散支出的48%的假設進行推算(2014-23年平均值),未來幾年債務服務和國防之間的差距將迅速擴大。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測,到2041年,利息支付(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6%)將是國防預算的兩倍(佔2.3%)。相比之下,1962年至1989年間,利息支付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8%,國防開支為6.4%。
正如邁克爾·博斯金和基蘭·斯里德哈爾最近所辯稱的,拜登政府提出的2025年國防預算已經“遠遠不足”。如果我們的對手要被威懾,國防部需要花費更多。按照目前的趨勢,似乎肯定會花費更少。
第五,我們的聯盟可能會比冷戰時期更薄弱。在歐洲,德國對美國領導大西洋聯盟的態度比冷戰時期的東方政策時期更矛盾。在亞洲,美國可能認為“四方安全對話”已經讓印度成為亞洲盟友,但我非常懷疑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台灣危機中如果華盛頓打電話尋求幫助是否會接聽。
出於這些原因,我們不應對冷戰II的結果過於自信。特別是,正如埃爾布里奇·科爾比一直警告的那樣,如果中國在今年封鎖或入侵台灣,美國將毫無準備。北京可能不會遵守美國情報評估,等到2027年才採取行動。
然而,與冷戰I相似的最後一個相似之處是我上面沒有提到的。現在,就像當時一樣,華盛頓存在着一個兩黨共識,即共產主義超級大國構成嚴重威脅。今年尚待回答的政治問題是誰最能夠應對這一威脅。
從某種意義上説,喬·拜登和卡瑪拉·哈里斯代表了越戰後的民主黨態度,這一態度從吉米·卡特一直延續到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這種態度幾乎總是優先考慮“緩和”而不是威懾(即使在烏克蘭也是如此),並傾向於削減國防預算。相比之下,唐納德·特朗普在好戰和孤立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明顯更喜歡貿易戰而不是真正戰爭的“火與怒”。但他在性情上擅長威懾 —— 只因為我們的對手覺得他太不可預測了。在特朗普的任期內,國防開支增加了。
通過向以色列發射無人機和導彈羣,伊朗人無意中給了許多共和黨人跟隨蓬佩奧走向鷹派道路的許可,這與孤立主義毫不相干。閲讀即將離任的威斯康星州代表邁克·加拉格爾和前特朗普顧問馬特·波廷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的新文章,以瞭解一些內容。他們認為,“中國正在資助俄羅斯、伊朗、朝鮮和委內瑞拉的擴張主義獨裁政權。”要阻止這一點將需要“加劇中美關係的摩擦”和“迅速增加美國的國防能力。” 他們接受了我長期以來的觀點,即我們正處於第二次冷戰,但他們認為緩和可能只會“堅定[中國人]的信念,即他們可以毫不顧忌地破壞世界。” 簡而言之,波廷傑和加拉格爾希望將這場新冷戰快進到上世紀80年代。
特朗普本人會聽取鷹派的建議嗎?如果他選擇堅持孤立主義,我懷疑這可能會損害他連任的機會。但如果他放棄那種幻想,他的這一年可能會突然出現1980年的氛圍 — 不僅因為特朗普重新發現了羅納德·里根的致命問題:“你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儘管拜登一直在追求對中國的技術遏制政策,在許多方面比特朗普更加嚴厲和有效,但他現在看起來很弱。他不僅在阻止美國的敵人方面表現糟糕。他甚至無法讓一個親密的美國盟友 — 以色列 — 照他的要求做事。
因此,伊朗對以色列的襲擊對中東的最終歷史意義可能不在於中東,而在於美國共和黨人的情緒。
托爾金筆下的霍比特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孤立主義者。然而,儘管他們非常偏愛寧靜的生活,弗羅多和山姆意識到他們必須奮戰前往摩多並冒着生命危險摧毀索倫的魔戒。當他們回到夏爾時,他們發現那裏也被敵人佔領了。但現在挽救局勢還不算太晚。象徵性地,邪惡的巫師薩魯曼在弗羅多心愛的家門口臨終:
“這就是結局了,”山姆説。“一個討厭的結局,我真希望我不必看到它;但這是個好事。”
“我希望這也是戰爭的最後結局,”梅里説。
“我也希望如此,”弗羅多嘆了口氣。“最後的一擊。但想到它竟然會發生在這裏,在巴格庭的門口!在我所有的希望和恐懼中,至少我從未料到這一點。”
“在我們清理乾淨這團糟之前,我不會稱它為結局,”山姆鬱悶地説。“那需要很長時間和工作。”
孤立主義者在2024年需要思考的話語。
弗格森還是Greenmantle諮詢公司、FourWinds Research、Hunting Tower風險投資合作伙伴和電影製片人Chimerica Media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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