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女繼承人的2700萬美元慈善測試會在超級富豪中引發潮流嗎？- 彭博社

Marlene Engelhorn，德國化學巨頭巴斯夫創始人的後裔，在2024年1月15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

攝影師：法布里斯·科夫里尼/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插圖：阿里爾·戴維斯為彭博商業週刊繪製

在50位陌生人的建議下，奧地利化學繼承人Marlene Engelhorn正在將她繼承的2500萬歐元（2700萬美元）捐贈給支持負擔得起住房、關閉富人税收漏洞以及對抗氣候變化的77個組織。

她組織的公民議會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慈善方式，但並非新穎，也不僅限於慈善事業。公民議會這一過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基於這樣一個理念：做出重要決策的更民主方式（而非選舉產生的議會）是吸引一羣隨機選出的代表受決策影響的人羣，對他們進行教育，然後讓他們投票。

彭博商業週刊印度旅行者的簽證規則放寬，引發旅遊熱潮首款保時捷911混合動力車型：16.5萬美元的卡雷拉GTS：評論歡迎來到SpaceX的醜陋一面超級富豪家族辦公室通過激進投注放棄隱私現代版本始於2004年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當時政府召集了161人就選舉改革做出決定。從那時起，這種模式在世界各地得到複製，包括愛爾蘭，在那裏公民大會近年來被用來就同性婚姻和墮胎問題做出決定。（愛爾蘭最終根據公民大會的建議修改法律，合法化了這兩個問題。）非營利組織DemocracyNext在德國的博物館和俄勒岡州中部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中開展了公民大會項目。

慈善事業，主要是一個美國概念，在其現代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裏都遵循着相對固定的格式。通常，一個超級富有的人會拿出一部分財富放入一個基金會，通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然後決定資金應該如何分配。正是這種權力失衡讓恩格爾霍恩感到不舒服。“只有當慈善事業考慮到自己的廢除時，它才應該受到認真對待，”她説。

她並不是唯一重新思考大規模捐贈的人。麥肯齊·斯科特，亞馬遜公司億萬富翁傑夫·貝索斯的前妻，以快速分發資金而聞名，幾乎沒有太多附加條件，讓組織自行決定資金應該去哪裏。而梅琳達·法rench·蓋茨，在六月離開龐大而官僚的蓋茨基金會，已經開始嘗試通過將2000萬美元讓給專家們直接在各自領域分配資金的新捐贈方式。

Engelhorn 在一次採訪中表示，她受到了2020年的書籍 開放民主：為21世紀重新定義大眾統治 的啓發，該書是由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家 Hélène Landemore 撰寫的。Landemore 表示，她從未見過像 Engelhorn 的 Guter Rat（德語中的“好理事會”）這樣的組織，這是她發起的一個議會。宣佈之後，歐洲的影響投資和風險投資諮詢公司 Telos Group 聯繫 Landemore 探討如何在其工作中使用公民議會。

Engelhorn 的 Guter Rat 委員會成員（從左至右）Elisabeth Klein、Dietmar Feurstein、Kyrillos Gadalla、Angelika Taferner 和 Alexandra Wang 在維也納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攝影師：Joe Klamar/AFP/Getty Images現在，Landemore 與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研究人員合作，重新思考如何將這些議會用於投資者。他們的想法是，目前的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設置並不能很好地將股東的願望轉化為公司行為。“我們不知道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讓投資者發聲，”Landemore 表示。“投資者要求（公司）不要過於狹隘地專注於利潤，但這種要求並未被聽到。”

哈佛經濟學家奧利弗·哈特和芝加哥金融教授路易吉·辛加萊斯表示，公司的許多行為可能符合它們的底線利益，但並不符合社會或大多數股東自身的利益。以埃克森美孚公司反對氣候變化監管的遊説為例：如果投資者成功説服該公司放鬆對此的立場，“埃克森的股價可能會下跌，他們可能會少賺一點錢，”哈特説。“但他們也將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中。”

哈特和辛加萊斯認為，任何擁有養老賬户或標普500指數基金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這些公司的股東。但總體而言，世界上的萬得和富達在標普500指數中的大多數公司中都是巨大的股東。那麼，他們如何確保他們投資者的偏好被聽取呢？

這兩位教授向一家養老服務公司提出了一個提議——他們暫時不想透露公司名稱——組織一個投資者大會。他們建議隨機選擇150人，每個人將收到一份關於討論議題的信息包，以及幾場在線教育研討會。在這段信息分享期之後，人們將聚集在一起，分成由主持人帶領的小組，討論這些議題。最終，選出的代表將制定基金應遵循的指導方針。辛加萊斯估計，這樣一個項目的成本大約為100萬美元，但他表示對於像萬得這樣資源雄厚的公司來説，這只是杯水車薪。

在一天結束時，所有這些努力的目標都是民主化資本主義。“如果我是T.布恩·皮肯斯，我擁有5%，我去找董事會，董事會會關注，”辛加萊斯説，指的是已故的石油億萬富翁。“如果我是萬得寶，我代表你25%的股份，我的投資者説你應該做X或Y，為什麼我們要被區別對待，不如T.布恩·皮肯斯呢？”

當然，民主過程並不能保證任何特別的道德結果——看看那些選舉產生威權政權的國家。近年來，基金公司考慮環境和社會因素遭到了政治上的抵制。但是，埃恩格霍恩，這位説她剛剛放棄了大部分遺產的女繼承人，認為決策的新方法值得一試。

當Ojasvi Khurana在四月計劃臨時度假三週時，她有一個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哪個國家會允許她在短時間內入境。這位來自班加羅爾的24歲工程師最終獨自旅行穿越泰國鬱鬱葱葱的高地和白色沙灘，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去年十一月泰國政府取消了對來自印度和其他幾個國家的旅行者的簽證要求。“我在離開印度前幾天才訂了去曼谷的機票，因為不需要簽證，”Khurana説。“我真的很高興一切順利。”

對Khurana有利的事情也對泰國有利。泰國旅遊部報告稱，今年該國的預訂量增加了35%，包括創紀錄的印度遊客數量。“我想避開擁擠的地方，”Khurana説，但她不斷遇到她的同胞。“在清邁，我結識了很多印度朋友，一起參加派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