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年會不能停》：能讓人有共感地笑就可以，不需要思考來打擾娛樂？_風聞

非常簡單地談幾句個人的看法。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年會不能停》在劇作上的完成度不低。它有效且高明地再造了互聯網上那些關於職場規則與運行生態的幽默段子，將之以誇張而不懸浮的方式呈現出來，同時又帶來了一定的內在悲劇性。大鵬在無意之間的“助長優化“，白客手裏沒有稜角的錘子，都預示着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然被職場既定環境“規訓”的必然命運，年會不能停的吶喊也不過是一種徒勞的發泄。

喜劇的內核是悲劇，本片很好地實現了這一點，並且是以一種直接借用觀眾感受與經歷的“取巧”方式，直接確保了它的共情基礎。

但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它呈現出了一種投機的討好意味，雖然與觀感體驗不絕對相關，影片也已經給出了一定的表達水平，但終究讓人扼腕。它提出了職場生態的問題，所有人都在為領導馬首是瞻，跟隨領導的口頭形式主義，以種種高大上的名詞和概念包裝空泛且功利的工作，用喜劇表達反抗，用悲劇給予批判。這一切都很好，但缺失了關鍵的一環：反抗與批判的對象，是掌控一切的環境締造者，還是停留在一個“害羣之馬”的個體，是日常性的業態本身，還是大和諧業態之中的極端個案？它本應選擇前者，卻出於現實的考慮而停留在了後者。

於是，技術帶來的矛頭縱然鋒利，卻終究指偏了目標。於是，技術帶來的矛頭縱然鋒利，卻終究指偏了目標。這直接導致了它的結果，前兩幕的水平不低，承接方向、明確落點、昇華內核的第三幕卻因避重就輕而明顯下滑，彷彿創作者自己也明知這種處理的不妥，只想草率結束。

再次強調，這無關於影片質量，卻非常讓人感到遺憾。過於油滑的迴避問題而又佯裝“尖鋭”，和《囧媽》和《你好李煥英》有着某種程度上的暗合感，形成了同樣“油滑”的“真誠打動“方式。比起那兩部作品，《年會不能停》肯定來得高質量得多，戲劇技法之外的思考與表達野心也更強，但終究沒能走到終點，這反而讓人更加遺憾。

例如，《你好李煥英》提出的是代際誤解，最後的解法卻落到了母愛的偉大。事實上，代際誤解更多是雙方無對錯之下的共同問題，即使誤解也有母愛的確鑿存在，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觀眾因代際問題而進入了“同立場同感受”的狀態，最後則是被兩個人物表達的母愛而完成了具體的共情，被她們的眼淚糊弄得自己也有所感動，出於“交往中的誤解感受“而落到“親子之間的感情”，調動的是自己不同層面的經歷與感受，逐漸忘記了最初引起自己共鳴的代際誤解。實際上，母女最後也沒真正説開什麼，賈玲絕非在最初不知道母親的愛，她不知道的是對方的想法。

這樣的電影固然輸出了感動，讓觀眾獲得了體驗與情緒，在劇作的表達層面上則拒絕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這更多是一種考慮觀眾“淺層所需“之下的取巧和偷懶。在看到真正優秀的作品之前，觀眾需要的不是回答與否，僅僅是另一個層面是上的情緒價值，即更加直觀的“廉價”共情。創造這樣的價值是相對容易的，也避免了更復雜的問題思考與解法探討，更不需要將之與表層觀感結合起來，在可以“糊弄過關”的請況下也就沒必要“吃力不討好”了。

相比起來，《年會不能停》在程度上肯定沒有《你好李煥英》那麼嚴重，在定性上則相差不大。它提出了一個關於企業文化和職場環境的問題，卻不給出一個完整的解答，對行業的深度背後挖掘有不可抵抗的必然悲劇性，卻停留在了“個體引發“的層級，更不用説對解決出路的思考，“表現”不夠徹底，“扭轉”無則是過於理想的“情緒輸出後合作老闆”，前半句是情緒價值，後半句則是理想主義，充分表現出了本作的視角複雜與誠意搖擺。

最重要的是，它讓大老闆一直處在了幕後的“好人”定位上，最後更是乾脆直接出場，完成了改變環境的一錘定音。這樣的設計，方便了作品最後以“幹掉非決定性個體”而解決一切的簡單解法，讓大老闆自己清理掉了壓榨員工的手下。這顯然不是真實現狀。它實際上解答不了“真實情況裏應該有什麼出路”的問題，也不想將環境呈現到“無可扭轉”的真實狀態，所以給出了一個“便宜故事”。

如果影片boss是惡毒老闆，那麼導演顯然不知道怎麼讓員工不丟工作還能成功，但這實際上才是它提出的問題全貌，也是和現實裏白領共情內容之所以產生的最深層部分。而它最終實現的共情則是淺層的：觀眾與輸出反抗表象情緒的人物在一起狂嗨，這來源於他們看到員工各種演講和展示反抗，因所謂的“嘴替”而共情，最後的激情表演則是高潮共情。

但是究其根本，電影其實沒有真正替他們説話，反而是在營造一種“個別不法分子打破了和諧大環境”的美好圖景，真正決定行業生態與社會環境的上層是好的，問題只來自於中層的個體。事實上，這根本代表不了現狀，因為pua、狼性、潛規則的職場文化已經成為普遍性的存在，是每個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感受並遭遇的整體環境，可以説是我國社會一種扭曲的日常。

造成“生活環境”的顯然不是個體，而是更具有決定力的頂層存在。將問題歸因於個體，不過是掩蓋、美容、縮小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到了它想招攬的那些受眾的層級對面，給他們避重就輕地提供了表層情緒的宣泄出口，卻抹過了更深層次的本質對象。觀眾似乎在情緒共鳴之下發泄了，但電影真正深度對等並“為之説話”的思想立場，其實恰恰不是他們，而是他們宣泄的對象。

它只禁得住觀眾的情緒價值，而這種共情本身就很“油滑”。它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裏的種種職場吐槽與上班段子，“創作者”恰恰是觀眾自己，電影只是將它用了影像化的直觀與誇張手法，做出進一步的優化呈現。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影像化堪稱優秀，劇作符合原則，呈現效果不差，但終究只是一種整合排列，不需要太多自己的思考。觀眾看似共情電影，其實是在共情自己，當然就會“深有所感”了，而這種共情在內裏的廉價和自相矛盾，也進一步削弱了它的意義。

可以説，圍繞“職人觀眾”，本片實現了一種表裏對立的呈現模式。在表層上出發，它完全站在觀眾視角，只看到他們能看到的東西，看到“直接打壓自己的上司層級”，也只反映他們由此產生的梗與段子（戲劇化升級後的更優秀形態），反映他們對直屬上級與自己的憤怒和悲觀情緒，這帶來了二者在基本情緒上的共通，甚至可以説是“共同”。但它卻絕不比觀眾多想哪怕一點，多走出哪怕一步，作為電影本應給予的“拓寬思維視野”的功能消失了，只對觀眾提供淺顯的“自我再現”，卻沒有展示他們所處的完整環境，反而在內裏淡化了這種環境，重重拿起輕輕放下，實際上又是在“糊弄”觀眾，只為了降低自己的創作難度。

對觀眾而言，它既並肩又對立，既討好又含混，後者與含混職場人的畫餅上級其實並無不同，電影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它所針對的對象。至於所謂的“老闆這樣表現才是老奸巨猾，是作品的批判暗箭”，只能説作品裏並沒有符合電影表達邏輯的相應鋪墊和表達，它更接近於觀眾的自行延伸，退一步講，即使這是導演意圖，顯然也完成度很低。

可以説，本片的創作考量在很大程度上紮根於一種觀點，“我們就想看個樂，想那麼多有什麼用？”這句話當然沒有問題，作為一部娛樂片，它能提供的或許非常有限，甚至電影這個形式本身能影響的事情就很有限。因為它提出的畢竟是一個過於巨大的社會議題，而僅以創作者或任何個體的力量，都是無法扭轉什麼的，甚至思考不出合理的改善方法。難以改變，才是整體環境一路發展至今的原因，以及觀眾“只需要情緒價值”的理由。觀眾知道一切都不可扭轉，因此只是在電影裏獲得了短暫的發泄，然後走出電影院，歸於加班的現實生活中，對他們來説，自己其實早就接受了這個事實。

事實上，這也是《年會不能停》創作者選擇接受的東西，“現實的不可解”。他們試圖讓電影落到一個比較現實的結局之中，不甘於將一切收尾在單純鬧騰的“反抗式情緒輸出式年會”，而是希望給出一個相對吻合基本認知的落點，那麼大老闆就必須出場。然後他們尷尬地發現，當自己給出--哪怕只是“相對”的--現實的時候，合情合理的解法就已經不復存在了，只能在此基礎上帶來一個“童話”，並非完全架空，卻是“現實裏的美好幻想”。

這個處理象徵了創作者們的真實狀態，既油滑又真誠，既迴避又面對，既意欲表達又不免迴避。而不夠完整徹底的呈現結果，也就代表了他們對現狀的認投，針對環境的不可扭轉，也關於自己的思考上限。

因此，從創作層面上講，本作終究顯得失之於油滑了。它製造並利用了觀眾的痛感，從而形成了自己最大的共情優勢，以看似“同立場，同心境”的姿態替觀眾發聲，實際上卻消解了矛盾最深刻的來源，在兩邊討好，甚至可以説是在“安撫（糊弄）”職場人。

事實上，電影這個形式本身就是一個相對具有獨立性的發聲渠道。它可以不作用於現實，不改變任何東西，卻理應具備“説出來”的勇氣，解決不了現實問題，至少可以直面問題，並在電影層面裏做出設問與解答的閉環，這也是一部作品理應做到的事情，“在作品內部變得完整”。然而，本片甚至沒有在電影內世界的架空環境中進行相對容易的解法思考，而是將社會問題直接歸因到個體，打倒一個明確具體的“罪惡集合”便解決一切，就像日本動漫一樣地故作深刻實則取巧。讓人感到無比失望，它甚至沒有在電影裏“把夢做到最巔峯”的勇氣。這讓人想起了韓國電影的所謂“批判社會”，其實也是一種廉價的情緒價值。

《年會不能停》讓人不得不想起徐崢的作品，一種油滑精明製造出來的“真誠”。當然，比起徐崢的作品，董潤年還是更有野心一些，他其實沒必要提出大老闆的存在 ，只需要讓作品在低維度自嗨的氛圍之下完結，即可形成自洽，但他還是安排了大老闆的出場，甚至暗示了基層反抗的無力---他們自己在無形中被規訓，行動反而促成了系統的執行，終究需要超越自身階層的大老闆來搞定一切。既然現實如此，那麼電影就不能迴避。然而，電影提出了其階層與影響環境力量的存在，卻沒有以之引出“環境”的真容，反而確立了它的本善，這又是一種脱離現實的理想化了。這樣的種種也代表了本片的核心狀態，它始終在職人與上層、真誠與取巧、亂嗨與披露、現實與童話之間搖擺不停。

我們可以用一句“能讓人有共感地笑就可以，不需要思考來打擾娛樂”來解釋一切，但創作者理應比觀眾看的更遠，想的更多，“敢”的更多，表達的更多。更何況，如果做的夠好，搞笑娛樂與議題呈現其實並不衝突。

我們和電影都改變不了客觀現實，如果再放棄去“改變電影世界”，那創作未免也太過無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