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丨阿拉伯人正被迫質疑我們的世界地位_風聞

圖源：Eleni Debo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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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正被迫質疑我們的世界地位

Abdelrahman ElGendy

死亡之前，有生命存在嗎？

巴勒斯坦國旗在頭頂獵獵作響，我想起了詩人穆裏德·巴爾古提（Mourid Barghouti）的這句詩。這是自今年十月加沙大屠殺開始以來，匹茲堡第一次舉行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抗議者們揮舞着他們展示團結的標語：結束佔領！立即停火！

這一天也是我自十年前在開羅因抗議埃及二零一三年軍事政變而遭逮捕以來參加的第一次集會。這次匹茲堡抗議活動的組織者是阿拉伯裔，他們在演講開始時譴責了他們不曾面對但已有預料的襲擊。聽着那長長的開場白，我咬緊了牙關: 我們阿拉伯人是正派、文明、和平的。我們既不反猶太人，也不是他們口中所稱的野蠻人。

當日集會活動和諧氣氛突然被我妻子的一聲尖叫打斷。我及時轉身，看到一名身材魁梧的禿頂美國白人男子將她和其他幾名抗議者撞倒在地。他豎起中指，口中辱罵如滔滔江水奔湧而出。一羣抗議者最終圍住他，將他推向現場的警察。最重要的是，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眼神，那裏沒有仇恨和暴力——我可以欣然接受；那裏有的是毫不猶豫，認定他永遠不會被貼上“恐怖分子”或“野蠻人”標籤的確信。只有我們會面臨這些指控。

在那之後的幾周裏，我像世界上許多其他人一樣，目不轉睛，盯着新聞看。加沙地帶一直遭到猛烈轟炸和全面圍困。在十月的第二週，以色列切斷了加沙的水、電和燃料供應。根據加沙衞生部的數據，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兩萬人，這是大約七十五年佔領期間前所未有的數字。

我在互聯網上搜索，試圖找到一些好消息，但一無所獲，只好回到了二零二一年去世的巴爾古提那裏:

我審視自己從出生那天起的生活。

絕望中，我記得:

死亡之後有生命，死亡之後有生命

我也沒問題。

但我問:

上帝啊,

死亡之前有生命存在嗎？

過去兩個月間，我們目睹了一場越來越多學者稱之為種族滅絕的軍事行動。

我們還見證了有偏見的新聞報道，以及美國在這場大屠殺中的同流合污，同時，世界上其他國家許多國家袖手旁觀。

作為阿拉伯人，我們正在提出有關我們世界地位的根本性質疑。我們慢慢明白了，我們的可以被任意處置，並非當下世界秩序的某種失敗，而是其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

生於埃及的歷史學家哈立德·法赫米(Khaled Fahmy)在《帕夏班底》(All the Pasha’s Men)一書中，描述了我們今天所知埃及護照的最早版本tezkere，這是奧斯曼時代對身份證的稱呼。十九世紀初，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統治下的奧斯曼帝國，為阻止埃及農民放棄他們的村莊，並更好地規範他們的行動，當局規定，每個人都得攜帶一個tezkere，這一文件包括持有者的姓名、形貌描述、父親的名字和村莊的名字。沒有它，人們會被遣返，回到他們所由來的村莊。

今天，“tezkere”是每個現代埃及囚犯在監獄中攜帶的身分文件的名字。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在六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裏，我在埃及的七個拘留所之間輾轉，手中緊握一張破舊的黃色卡片，那上面記錄着我的個人信息、牢房分配、判決細節，以及包括禁閉室和探視禁令在內的附加懲罰記錄。這個tezkere重現了它的起源，濃縮了國家對我的身體的規訓。

今天的阿拉伯護照及其所賦予的身份，繼續在阿拉伯國家內部和世界各地扮演類似角色。在我的祖國，我強烈意識到我的身體是可加以犧牲的。但在那裏，西方的身體總是更值錢。每一次埃及當局傷及西方人，它們都面臨國際責難。例如，2016年對意大利研究人員朱利奧·雷傑尼(Giulio Regeni)的殘忍殺戮至今仍糾纏着他們。壓倒性證據表明兇手是埃及安全部隊成員。雷傑尼的母親有所指地評論道: “他們折磨並殺死了他，就好像他是埃及人。”

我們的身體，被不計代價地摧毀，於是就經常被摧毀。

二零二零年，我從監獄獲釋，之後逃離埃及，那時我是在謀求重生: 我的身體蒙受了巨大的苦難，它需要獲得承認。我對美國夢沒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我經常遭遇一種居高臨下的説法，認為我們移民是為追求更先進的價值觀，而不是逃離美國強加的戰爭、華盛頓安插並繼續支持的君主和軍事獨裁政權造成的混亂，或美國造成的環境破壞。

但這兩個月已經超越了我最黑暗的噩夢。一個阿拉伯名字給了我一系列新的綽號，一個從“他者”開始到“人類動物”結束的血統。

當我努力應付自己的處境難題時，我的美國朋友診斷出，我的痛苦是監禁創傷引發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直到我讀到巴勒斯坦衞生部心理健康服務負責人薩馬·賈布爾(Samah Jabr)的話，我才明白為什麼“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一術語令我極度惱火。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她認為，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一概念源於西方思想，需要一個先前和之後，即一段創傷開始前和創傷結束後的時間。但對相當多的阿拉伯人來説，創傷是一個持續、跨代的現實。

對我們來講，沒有先前和之後。創傷就是生活。當兩個流亡中的阿拉伯人四目相遇時，會有一種默認。我們的 tezkere 超越了時間、監獄和國界。我們不僅在口袋裏，而且在臉上和骨髓中的皺紋裏，都帶着一種內在的疏遠。

今天，我身懷一種深深的空虛感，這源自一系列悲劇性事件: 在伊利諾伊州，六歲的巴勒斯坦裔美國人 Wadea al-Fayoume撞上了可怕的致命刺殺; 在佛蒙特州，巴勒斯坦大學生 Hisham Awartani、Kinnan Abdalhamid 和 Tahseen Ali Ahmad遭到槍擊; 據報道，一位名叫Abdulwahab Omira的敍利亞裔斯坦福大學學生經歷了目標明確的交通肇事後逃逸。名單還能列出很多。

我能接受死亡的理念。我們阿拉伯人知道死亡。我們和它一起長大，認識它，知道它喜歡我們的身體。

這個世界絕不是為容納我們而建的。哪怕在最進步的圈子裏，我們也是一種破壞力量，只有當我們仍是模範的、象徵性的阿拉伯人時，才能被容忍：美味而靦腆，在要求我們的人道之前先奉上作為先決條件的譴責。我們的盟友很少，我們的知己更少。我們現在明白了。

在已經壓垮我們的祖國和渴望這樣做的流亡國家之間，有時似乎永遠不會有死亡之前的生命。假如這是我的感覺，我就試着想象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前一秒，還有一個呼吸的身體，一個屋頂。下一秒，殘肢斷臂，碎石瓦礫。

因為害怕這一即將到來的死亡，我就生活在死亡中。就像是巴爾古提那樣，我想知道: 我會知道死亡之前的生活嗎？

我們會嗎？

​我沒有答案。但我知道，西方道德優越的表象已經坍塌。今天，我們阿拉伯人擺脱了深入骨髓的自卑感，試圖找到一條迴歸語言和歷史的出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歷史。我們圍聚在一起，感受集體的悲傷和哀鳴，那些聲音一如我們字母表中的A’ins和Kha’as，低緩沉悶而質地豐富。

在這種不是生活的生活中，我們不再呼籲世界將我們視為人類。相反，我們正在學習理解彼此，學習這樣做就足夠了。

（作者是埃及作家、記者、前政治犯，目前是匹茲堡大學非虛構研究生項目研究員。本文原題“Arabs are forced to question our place in the world”，由《華盛頓郵報》網站發佈於2023年12月28日。斜體字和超鏈接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機器形成的初步譯文有校閲，無法保證理解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