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伏“高污染”之謎，一場外媒精心炮製的腥風血雨_風聞

歲末年初，想不到的是，光伏股票集體大漲了。

要知道從產業動向到資本市場，光伏市場已經低迷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這其中，光伏產品上游的原材料——多晶硅，是最慘的一個環節。   

2022年行業正火爆的時候，多晶硅一噸的價格是超過30萬人民幣/噸，而如今已經跌到了5-6萬元/噸，接近中國提出“碳中和”目標3年多以來的最低點。

近幾天就傳出，內蒙古的某個多晶硅工廠已經全面停產了，不幹了。

因為對很多企業來説，目前的價格賣一噸虧一噸，已經擊穿了成本線。

這是前兩年一些企業看光伏火爆，盲目上馬多晶硅項目種下的苦果。

但這個事情其實並不讓我擔心。

因為每一輪光伏市場的起起落落，都會帶來多晶硅價格、產量的劇烈波動。

硅元素在地殼中很豐富，不用擔心光伏大發展，多晶硅會長期短缺的問題。

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過剩經濟。

不過剩，只能説明市場化還不夠充分。

現在多晶硅跌下來，早晚還會漲回去，只是時間問題。

但讓我氣不打一處來的是，每次我們寫光伏、寫多晶硅，就有讀者在底下留言：

光伏、多晶硅是打着清潔能源旗號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

提“碳中和”都3年多了，有些人的認知還停留在21世紀初。

今天我們就一次性把“光伏到底是不是高污染”這件事講清楚。

為什麼我有底氣説這件事？因為我們剛好採訪到了當年“被黑”的當事人，我們跟他聊了整整5個小時。

中國光伏“高污染”之謎，起源於一篇精心炮製的外媒報道。

其用心之險惡與歹毒，絲毫不遜於後來的新疆棉事件。

而與新疆棉事件不同的是，當年這篇文章在國內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以至於這盆髒水過去十幾年了，光伏人還沒有洗乾淨。

這場事件的親歷者叫做嚴大洲，他有很多頭銜：

中國恩菲工程技術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

中國五礦材料領域首席科學家

硅基材料製備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業內人士對他還有一個更簡潔的尊稱——“中國多晶硅產業的拓荒者”。

國內很多多晶硅工廠項目建設，是總包給恩菲和嚴大洲團隊來做的。

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歐美國家紛紛大幅縮減對光伏電站項目的補貼力度，當時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光伏企業遭遇了第一次“寒冬”，而嚴大洲正在國內光伏多晶硅生產的龍頭企業——洛陽中硅擔任高管。

那年初春，一個美籍韓國女記者車恩靜（Ariana Eunjung Cha，音譯）在洛陽中硅的工廠周圍鬼鬼祟祟地徘徊了很久，多次提出要對中硅的嚴大洲等人進行採訪，中硅多次表示拒絕。   

2008年3月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突然刊出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太陽能企業將污染留在中國》（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隨即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這一文章的作者正是車恩靜。

“在玉米地和小學操場之間，工人們停下腳步，將一桶冒泡的白色液體倒在地上。然後他們轉過身來，一言不發地開車穿過他們大院的大門。”

文章介紹説，這些白色液體是四氯化硅，含有劇毒。洛陽中硅每天傾倒這些液體廢料多達10次，最終讓整片土地變得像雪一樣白。

車恩靜還採訪了一位在光伏業界非常知名的任丙彥教授，並引用任教授的話説：“傾倒四氯化硅的土地會種不出莊稼。”

車恩靜將排放污染物的原因歸咎為洛陽中硅在四氯化硅閉環回收方面做得不到位。

此後至今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生產多晶硅會產生高污染”的印象深深地植入了很多中國人的腦海當中。

如果讓我們回到2008年3月9日當天，那天北京還在開兩會；

3月1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由此升格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5個月以後，北京奧運會即將開幕，部分外媒熱衷於報道中國的負面新聞。

這些是整個事件的大背景。

很快，正在美國訪問的國家發改委主任就看到了這則新聞，隨後他將這篇文章直接發給了温家寶總理。

3月11日，嚴大洲等人先後到國家環保局、國家發改委、國家工信部、國家科技部四大部委一一彙報中硅的情況。

3月12日，嚴大洲飛到上海蔘加半導體行業展會。

他落地以後第一件事，就是直接來到《華盛頓郵報》在上海的辦公室，要求同車恩靜面談。

對方稱自己在外面採訪，沒有時間接待他。

於是嚴大洲在前台留下電話號碼，再三強調一定要見到車恩靜，但是後來幾經聯繫以後，對方再也不接嚴大洲的電話了。

後來在半導體行業展會上，任丙彥教授用了一半的發言時間來痛罵車恩靜的這篇文章是胡説八道。

此時美國方面就藉此事提出要求，讓在美上市的幾家中國企業針對洛陽中硅污染一事提交盡職調查報告。

頭部光伏企業阿特斯的高管李本成找到嚴大洲，他發現對方文章中用來説明造成環境污染的照片裏有一片半人高的玉米地，旁邊有一團白色的泡沫。

嚴大洲知道這些白色泡沫不是有毒的四氯化硅，而是二氧化硅，這是一種無毒無害的物質，是玻璃和沙子的主要成分。

細心的李本成發現，洛陽3月份只有小麥，沒有玉米，河南的春玉米要到4月下旬至5月中旬才會種植，所以按照車恩靜在2008年3月初前不久到訪洛陽的時間推算，這張照片就是不真實的，至少絕不是她暗訪期間在現場拍攝到的。

阿特斯方面據此認為，這篇文章也是不真實的，他們就這樣回覆了美國方面的質詢。

據嚴大洲瞭解，洛陽中硅曾經將一部分二氧化硅堆放在圍牆外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平時還堆放着農村的秸稈等農業廢棄物，其中有一推車的廢棄物是屬於洛陽中硅的，當中有二氧化硅，還混合了沒有燒透的石灰石殘渣，經過中和以後變為酸鹼中性的殘渣，可以用來填坑、鋪路，並沒有什麼污染。   

截至2007年，洛陽中硅每年產生近萬噸的四氯化硅（副產品），80%利用冷氫化（後面會講）專利技術回收處理成多晶硅原料三氯氫硅返回系統使用，20%轉化為氣相白炭黑。

而正在建設中的項目會將四氯化硅全部轉換為三氯氫硅和氣相的二氧化硅，幾乎不存在外排的廢棄物。

企業單方面的解釋總是難以讓所有人放下疑慮。

國家環保部後來派專門的工作組來到洛陽中硅，對企業上中下游進行了兩週的全面監測，報告直接呈遞中央，結果顯示所有排放均達標。

後來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又組成團隊，對全國多晶硅生產企業進行了連續三年的調研，其中也包括中硅。

結果發現中硅兩萬噸的多晶硅產線，其中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顆粒物排放都是零。    

環科院的專家甚至説，洛陽中硅的排放比很多發電廠的排放都要少，哪能有污染？

2008年，中硅的多晶硅事件也引起了國內媒體的高度關注，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節目的記者來到中硅採訪，嚴大洲作為公司的新聞發言人表示歡迎，讓央視記者可以在工廠內四處走動。

採訪完成之後，嚴大洲邀請這位記者到洛陽市內吃晚飯。酒過三巡，記者開口講到：

“我已經在你們工廠周圍轉了一個星期了，我的稿子都寫好了，現在一看，回去沒法交差了。”

原來他已經順着《華盛頓郵報》文章的思路，預設了“這家企業有污染”的新聞節目應該如何製作。

嚴大洲問他：“那你感覺到是有污染嗎？”

記者搖搖頭：“不是。看來民族產業的發展真是不容易啊。”

在隨後央視播出的這期節目中，這位記者轉而採用了一套“陰陽筆法”來描繪中國多晶硅產業的發展情況。其核心觀點變更為：

有技術、有實力的中國多晶硅企業是沒有污染的（比如洛陽中硅），但是沒有回收處理技術的企業就有存在污染的風險。

最後這期節目留給公眾的總體印象依然是：當時國內多晶硅行業普遍存在污染情況。

嚴大洲笑稱：“這個電視片一定要看5遍才行，看5遍你才能看出他的道道呢。”

實事求是地説，在《華盛頓郵報》報道時，中國確實存在個別早期多晶硅企業，因為廢棄物處理能力有限，採用熱氫化工藝（後面解釋）後，將處理不了的四氯化硅傾倒到工廠以外造成了污染。

但這既不符合文章所記錄的洛陽中硅的真實情況，也並非當時中國多晶硅工廠污染物處理的主要方式，更不能説明此後十幾年中國多晶硅生產都是“高污染產業”。   

多晶硅完全可以做到清潔生產，不能因個別事件就給整個行業錯誤定性。

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一次投入45噸三氯氫硅原料，可以生成1噸多晶硅，副產約20噸四氯化硅，還有十幾噸沒有反應的三氯氫硅，所以一次轉換效率低。

因為四氯化硅副產物當中含有硅元素，而多晶硅生產的目的就是通過一系列化學反應，對儘可能多的硅進行提純，不經回收就將反應過程中含有硅元素的化合物任意排放、傾倒本身既不環保，也不經濟。

所以要想辦法將四氯化硅分離出來以後，再次轉化為三氯氫硅投入下一輪生產，這也就是三氯氫硅法幾十年“改良”過程所努力的方向之一。

江蘇中能的技術人員説：“和別的行業不一樣，我們副產物流出系統多少，就需要增加多少成本，來補充這些物料。我們怎麼捨得排放這些寶貝？”   

針對這一問題，當時德國、俄羅斯等國家向中國出售的四氯化硅主要回收技術為“熱氫化”，氫化温度達到1200攝氏度，是用四氯化硅加氫反應形成三氯氫硅（SiCl4+H2→SiHCl3+HCl），反應轉化率為18%~24%。

而“冷氫化”技術有三大優點：

首先，它的氫化温度更低，只有500~600攝氏度，是將四氯化硅加硅再加氫後反應生成三氯氫硅（SiCl4+Si+H2→SiHCl3），轉化率更高，能達到25%~30%。

當時熱氫化技術每公斤電耗達到20度電，而冷氫化只需要5度電（現如今只需要0.3度電），具有顯著的節能優勢。

其次，冷氫化具有顯著的規模效應。

單體冷氫化裝置生產能力可以達到20萬噸以上，滿足萬噸級多晶硅生產的需求，而大規模的熱氫化需要安裝多套裝置，單位成本與產能幾乎成線性關係增加，所以多晶硅生產規模越大，使用冷氫化技術就越能發揮出單位成本顯著下降的優勢。

不同氫化技術的生產規模與生產成本關係

第三點，就是冷氫化可以回收利用過程中產生的氯化氫，也就是鹽酸的主要成分，冷氫化可以利用氯化氫參與反應，降低環保壓力。

雖然冷氫化優點很多，但要在國內多晶硅生產中形成這樣的閉路循環，高效回收四氯化硅和氯化氫，相關技術在國內仍然是一個“卡脖子”環節，所以國家還專門設立了863專項來支持“冷氫化”這一技術的突破。

在工信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和國家科技部支撐計劃的支持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國家支持江蘇中能、洛陽中硅、大全新能源和黃河水電新能源公司積極開展氫化技術研究，其中江蘇中能通過引進消化再創新，研發的單套氫化裝機處理能力達到20萬噸。

洛陽中硅通過自主研發，成功完成低温加壓氫化技術研究，四氯化硅經3~4次循環可實現全回收利用。

但是《華盛頓郵報》事件依然給中國光伏多晶硅行業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2009年8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點名”多晶硅產業有“重複建設傾向”，10月份的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聯合舉行“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信息發佈會”，表示多晶硅存在“過剩”風險。

在這兩次會議中間，國務院發佈了一份對中國多晶硅行業產生重大影響的文件，名為《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史稱“38號文”。

其中提到：“多晶硅是信息產業和光伏產業的基礎材料，屬於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我國光伏發電市場發展緩慢，國內太陽能電池98%用於出口，相當於大量輸出國內緊缺的能源。”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光伏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吳達成説：

“該文一出，國內的銀行和審批機構對多晶硅項目都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新上項目基本叫停；未報批的均不再報批；已批准未投資的，也不再投資；已投資未投產的，也不敢再投產。”

應該説“38號文”的出台，從長期來看，對於國內光伏多晶硅產業的發展有着促進提質增效並淘汰落後產能的積極意義，有效遏制了各地盲目投資、重複建設、無序上馬的混亂局面。

但是“38號文”所體現出的國內官方口徑也在一定時期內坐實了多晶硅全產業就是“高耗能、高污染”（俗稱“兩高”）產業的惡名，使整個行業在輿論上在此後數年陷入了被動的局面。

一直要等到2013年，國務院出台《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4號文）後，國內光伏市場規模擴大，多晶硅需求擴大，產品價格回升，很多企業開始復產。

“38號文”提到過“嚴格控制在能源短缺、電價較高的地區新建多晶硅項目”，引導一部分企業開始往西北能源價格窪地轉移，比如新疆。   

至2022年，中國多晶硅企業生產成本可以低於7美元/公斤，而海外多晶硅生產成本高於7美元/公斤，中國多晶硅產量的全球佔比達到85.6%，中國的多晶硅產能和產量連續12年居全球首位。

歷經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國多晶硅企業在太陽能級多晶硅的質量、成本、規模等方面已經全面領先於國外企業。

但這樣的成就不是在短短十年間一蹴而就的奇蹟，而是因為中國的多晶硅工程師們付出了幾十年艱苦卓絕的努力。

20世紀末，在嚴大洲開始研究多晶硅產線技術和設備國產化的時候，他面對的是國內幾乎為零的規模化生產能力，以及海外巨頭對中國企業嚴密的技術封鎖。

有一次，嚴大洲在全球多晶硅巨頭德國瓦克公司參觀時，瓦克的人告訴他，作為德國化工企業的領頭羊，瓦克會給其他德國企業人員做培訓。

於是嚴大洲就問道：那我們中國人來你這裏參加培訓行不行？瓦克的人説：不行，不能培訓中國人。有這種經歷的不止嚴大洲一人。

中山大學的沈輝教授曾經聯繫瓦克化學研發部門的負責人，希望他們與中國企業合作發展多晶硅。瓦克説多晶硅是很敏感的技術，瓦克不會在中國發展的。

在多晶硅價格達到400~500美元/公斤時，時任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峯也曾經同瓦克的老總談判，希望瓦克來到中國建廠，瓦克斷然拒絕。

李俊峯告訴他們：“中國有句老話，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不同意，我保證中國就能自己把多晶硅這個產業給做出來，你信不信？”

瓦克的老總説：“這不可能，這裏面的工藝太複雜了，你們中國人幹不了，你就買我的產品就可以了。”

西方人的傲慢和自信，來自於他們當時已有半個世紀的技術積累。

1955年，西門子公司為了解決硅基整流管的原料問題，對多晶硅提純進行研發，成功將三氯氫硅（SiHCl3）和氫氣通入鐘罩式的反應器當中，在熾熱的硅芯表面沉積出高純度多晶硅（SiHCl3 + H2 → Si + HCl），1957年實現規模化生產，這就是“西門子法”的由來。

當年德國的瓦克也開始了高純多晶硅的實驗室生產，達到每1000萬個硅原子中只有一個雜質原子的水平。

1958年西門子公司把這一方法授權給瓦克使用，瓦克的多晶硅產量在1959~1969年這十年間從0.53噸提升到60噸。

這一方法經過近60年的優化、完善，形成了如今成熟的的“三氯氫硅法”，舊稱“改良西門子法”，可以實現物料閉路循環、熱量綜合利用。

全球多晶硅生產領域90%以上的產能均採用這一方法。

雖然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陸續有一些科研院所和工廠嘗試過各種多晶硅生產方式，還一度得到過前蘇聯專家的技術支持，到1969年，全國多晶硅產量超過1噸，但最終很多項目停留在工藝研究階段，沒有形成規模化生產，以至於在21世紀初，讓中國光伏人刻骨銘心地體會到了被“卡脖子”的滋味。

1988年，嚴大洲研究生畢業之後，來到北京有色冶金設計研究總院（中國有色工程有限公司暨中國恩菲工程技術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統一簡稱“恩菲”）工作，先後承擔了電解鋁、水泥、鋯、鈦、稀土冶煉、稀土材料、半導體材料單晶硅、多晶硅等項目的科研和工程設計。

用他自己的話説，他早年間從業的相當一部分精力都用來“找礦”了，國家需要什麼，他就找什麼。直到世紀之交，他才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多晶硅的國產化進程中來。

多晶硅不僅是光伏組件的原料，也是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所要用到的關鍵原料。

我們每個人的手機芯片、計算機芯片都是在硅晶圓的基礎上製成的，而硅晶圓的原材料也是高純度的多晶硅（用它拉成單晶硅棒再切成硅片）。

2000年，嚴大洲作為項目總設計師給四川寫了一份項目建議書，獲得批准立項，之後上報了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將一個年產1000噸多晶硅的項目報到了國家發改委。

發改委認為項目價值很大，同時風險也很大，所以就撥付了一筆產業發展基金。

但是承建這一項目的企業沒有能力一下子投資十幾個億，所以就邀請了多方入股，共同建設。

其中有一個股東來自電力公司，他們不相信國產的多晶硅技術，即便是國家發改委已經同意上馬的項目，這個股東執意要求使用進口的技術和裝備。

道不同不相為謀，嚴大洲等人離開了四川，拿着自己的技術到處去找人洽談合作，希望能將技術轉讓落地，卻沒有人看得上。

萬般無奈之下，他們選擇折中方案，將其中涉及合成三氯氫硅的原料技術先在唐山落地，建設了一個2000噸的三氯氫硅生產線，也就是先生產這種用來生產多晶硅的重要原料。   

但是即便是這樣一個前道的產線，它的命運也十分坎坷。

當時唐山的企業老總對嚴大洲説：“嚴總，你老説這技術怎麼怎麼好，那你自己咋不投資呢？”

結果嚴大洲等技術人員，還有恩菲的一些領導，總共8個人，每個人拿出5萬塊錢投入到這個項目中，這是當時嚴大洲全部的存款。

他們的40萬，加上企業投資一共720餘萬元，到後來光伏產業爆發，多晶硅價格暴漲以後，其中有一年就賺回了全部投資。

由於財務上和地方上的一些原因，這個項目的收益沒有給他們按期分紅，但好在國產的三氯氫硅合成技術第一次得到了大規模量產的實踐機會。   

從那以後，嚴大洲等人繼續寫“可行性研究報告”，再一次踏上了全國奔波的路途：廣西、雲南、山西、內蒙……

直到2003年，他來到了河南省洛陽市。

這裏有一個產線停產、工人下崗、行將破產的多晶硅工廠，是當年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從日本窒素公司引進的一個多晶硅項目。

這是中國首次從國外引進的多晶硅生產線，年產能只有區區的3噸，技術也不完整，但這是20世紀末國內碩果僅存的兩家多晶硅生產單位（另一家是峨嵋半導體材料廠）。

嚴大洲找上門的時候，178個工人即將下崗，已經停產數年。

但嚴大洲發現，這裏的人知道多晶硅是什麼。   

當嚴大洲及團隊介紹自己的技術時，對方表示出了真正的認可。

這個工廠，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洛陽中硅的雛形。

那一年，中國的多晶硅產量在62噸左右，而嚴大洲他們希望這個工廠能從500噸做起。

可雙方湊不出這麼多投資，於是就縮減到300噸，總投資2.4個億。

嚴大洲和他的同事們就住在偃師附近一個簡陋的招待所裏，辦公室是農民家的土屋，工作時還有拖拉機“突突突”地從旁邊開過。

經過兩年的籌備、建設、調試，到2005年10月，這裏順利量產了第一爐多晶硅。

當年我國多晶硅生產規模首次突破百噸級大關，年生產能力為400噸，其中洛陽中硅300噸，四川峨嵋100噸，實際年產量80噸。

在這條示範線建設期間，嚴大洲他們面臨着一個難題：缺少還原爐——這是三氯氫硅通過化學反應生成多晶硅的關鍵設備。

還原爐大小以“多少對棒”來衡量，因為反應完成後，爐內的多晶硅是以一對一對頂部相連的“倒U型”棒狀形式出現的。

今天國內最大的還原爐有72對棒的，棒數越多意味着量產效益越好，而在當時國內連12對棒的還原爐都沒出現。

嚴大洲他們打算自己設計、自己造，但缺少啓動資金，各家銀行都不肯給他們發放貸款，洛陽市政府方面就動用當年全市的1000萬元科研經費，拿出了其中的500萬元支持他們。

鐘罩式反應器（還原爐）

有了經費，嚴大洲發現與還原爐配套的各類零部件國產化又成了問題，他們想要的東西國內根本就找不到。

比如為還原爐供電，需要使用IGBT（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來調節還原爐運行過程中的電壓和電流，要用到一種叫做“可控硅”（也叫晶閘管）的元器件，但是國內沒有企業聽説過這種東西，恩菲就需要發動變壓器廠來製造它。

還有大量的非標準化設備，都是恩菲畫出圖紙，交給相關廠家來製造。

在這個過程中，國內出現了一些能夠給多晶硅產線設備進行配套的供應商，當中的一些企業後來還成為了上市公司。

瓦克等德國企業之所以能在20世紀下半葉取得多晶硅生產的領先地位，就是因為有大量的設備供應商與他們分工協作、提供支持。

比如SolMic提供工藝包、牽頭負責技術協調工作，Centrotherm提供還原和氫化單元，AEG提供還原和氫化單元的電氣部分，西門子公司提供還原和氫化單元的控制部分等。

而中國多晶硅行業的健康發展，同樣離不開恩菲等企業與大量上游設備、零部件企業的通力協作。

就這樣，嚴大洲等人用了一年時間，做出了第一台還原爐，到2004年春節這台爐子就試產出了多晶硅。

中國銀行的當地分行見項目可行，率先同意給他們發放貸款。

這樣這條年產300噸多晶硅的項目才得到了更多的資金支持，得以順利推進。

要知道從1964年峨嵋半導體廠成立，啓動年產800公斤多晶硅產線建設開始，一直到2005年的這41年當中，全國的多晶硅年產能間或超過100噸，但實際產量從未超過100噸，遠遠不能滿足中國電子工業的發展需要。

而這條實現規模化生產的示範線，涵蓋了中國多晶硅產線需要的幾項關鍵設備和技術，包括大型還原爐、幹法回收（回收乾燥的氯化氫氣體）和冷氫化，成功打破了國外企業的封鎖和壟斷。

在此基礎上，恩菲團隊得以不斷地研發技術、升級裝備，很快他們就將規模擴大到1000噸、5000噸、2萬噸。

2005年之前，日本和德國企業只肯賣給中國多晶硅原料。

或許是得知了中國有本土企業已經突破了產業化技術，實現了多晶硅設備、產線的規模化，到了2006年後他們突然同意輸出相關的技術、設備，此後中國多晶硅大規模量產的局面得以打開。

隨着國內光伏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國外設備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當時一台進口的12對棒還原爐價格高達60萬歐元，有些企業還是紛紛搶購。

也正是在2006年，全球太陽能級多晶硅的市場需求超過了電子級多晶硅——也就是半導體芯片所使用的多晶硅。    

為了進一步提高多晶硅關鍵設備的國產化水平，後來國家“863計劃”又給予了恩菲很大的支持。

2005年，全世界都還沒有24對棒的大型還原爐，國家科技部高新司組織院士專家論證“24對棒節能型多晶硅還原爐成套裝置研究”，很多人提出反對，認為不可能做成。

但高新司力排眾議，説這個事情必須支持，堅決推動了還原爐項目的落地。

當時國家“十五”規劃只剩最後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就從別的課題組裏擠出了300萬沒用完的資金。

結果恩菲不負眾望，在2007年超預期完成任務，使24對棒還原爐成為核心國產設備。一台還原爐年產能力就達到80~100噸，相當於2005年前全國一年的產量，這一技術成功應用在1000噸和2000噸的產業化項目中。

在此之後，國家“十一五”“十二五”支撐計劃又相繼支持36對棒、48對棒還原爐的研究，單爐產量相比24對棒又提高了50%以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體系，基本實現國產化，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2007年，中國多晶硅生產規模首次突破1000噸大關，達到1130噸，其中洛陽中硅520噸，新光硅業155噸，峨嵋半導體廠155噸，江蘇中能150噸。

在21世紀初，中國人不僅做到了光伏多晶硅生產規模的迅速擴張，同時也實現了清潔、高效生產技術的關鍵性突破，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剛才提到的“冷氫化”技術。

中國恩菲在2002年就申請了冷氫化技術發明專利，並在年產300噸多晶硅產業化項目得到應用。洛陽中硅在2007年前後，也就是硅料價格最高的一年升級冷氫化技術及裝備，滿足年產2000噸多晶硅項目需求。   

而此時此刻，恩菲已經在這一技術上耕耘了十年的時間。

1996年，國家支持北京有色冶金設計研究總院與峨嵋半導體材料廠合作，建設一條年產100噸的小規模多晶硅工業性生產示範線，形成完整的三氯氫硅工藝多晶硅生產系統，其中就包括四氯化硅氫化等步驟。

1997年，嚴大洲等人就在天津大化設立了一家工廠，利用當地能生產氯氣的條件，在一個小型化裝置上進行了冷氫化試驗。

後來他們又在四川的峨嵋做了一個放大版的冷氫化裝置，建成了一條100噸/年規模的多晶硅閉路循環工藝系統，全部回收各環節尾氣，解決了傳統西門子法物耗、能耗、污染“三高”的問題。

這一系列佈局都為後來300噸示範線及之後更大規模的冷氫化裝置實現國產化快速突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光伏行業在2004年後之所以能迅速抓住歐洲光伏市場爆發的機會，迅速擴大各環節產能，掌握相關的技術原理並進行規模化迭代、升級、優化，得益於此前數年甚至數十年國內相關設備、原料企業的技術能力積累。

即便這種積累是建立在小規模、示範性項目上的，也充分體現了其技術能力“從無到有”的本質性跨越。   

當中國多晶硅企業日漸成熟的量產技術能力，與21世紀海外光伏市場的爆發兩相對接的時候，中國多晶硅行業就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活力。

在多晶硅價格已經達到瘋狂狀態的2007年8月，洛陽中硅的多晶硅賣到了375萬元/噸的價格，按重量計價，它甚至比毒品還要貴。

可一旦坐地收錢，我們就成了歐美老牌多晶硅勢力的眼中釘、肉中刺。

請注意這個時間節點——距離《華盛頓郵報》刊文抹黑中國多晶硅僅剩下半年的時間。

歐美國家率先實現生產的東西，中國人也能造得出來，還能借此謀取暴利，甚至大有替代進口多晶硅的趨勢。   

他們怎麼可能眼瞅着中國，這個當時全球最大的光伏下游製造國家，在上游多晶硅領域賺個盆滿缽滿，讓歐美多晶硅企業從此失去競爭優勢，甚至破產倒閉？

事實上，就在《華盛頓郵報》文章發表後不久，在中國真的動手整治、限制多晶硅行業發展以後，海外多晶硅巨頭趁機大舉擴張對華銷售力度，搶佔中國市場。

據海關總署統計，2009年中國進口多晶硅2萬噸，佔國內需求的55%。

而2010年，中國進口的多晶硅超過4萬噸，多數月份同比增長超過100%，多晶硅價格也從每公斤55美元上升至近100美元，海外巨頭從中國攫取的利潤規模在數十億到上百億人民幣之間。

但是風物長宜放眼量，他們也只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年了。

中國多晶硅企業在2013年國內光伏行業大發展以後，迅速成長起來，不僅通過冷氫化技術的快速普及，解決了副產品回收再利用的問題，還實現了“顆粒硅”的大規模量產，讓光伏用多晶硅的能耗和碳排放強度進一步大幅下降，甚至還實現了電子級多晶硅的出貨——也就是説，中國人今後將用越來越多的中國高品質多晶硅，來生產中國人自己的半導體芯片。   

關於中國多晶硅產業，還有更多精彩的故事，我們都寫進了《大國光伏》這本書裏，其中包括了通威永祥、協鑫科技等一批中國光伏多晶硅的成長秘史，以及中國多晶硅產業是怎麼一步步“幹掉”國際（光伏）多晶硅巨頭的？

為什麼中國光伏產品可以越來越便宜，多晶硅原料可以越來越便宜，同時生產過程還能做到環保、節能，甚至打造出花園式的工廠？

顆粒硅會不會完全消滅掉傳統的塊狀多晶硅？

哪家多晶硅生產企業更值得關注？

中國是不是能憑藉強大的光伏產業鏈，進而實現半導體領域上游原材料的國產替代？

這些答案都藏在《大國光伏》當中。

這是我們酷玩團隊聯合中國最權威的光伏組織——中國光伏行業協會（CPIA），歷時3年傾力打造的第一本書，60萬字上下冊的篇幅，當中採訪了十幾位頭部企業家和頂級的行業專家，查閲了4000萬字的文獻資料，內容跨度長達70年。這也是整個光伏行業堪稱“通史”的第一部著作。

一個投資人讀完了以後在社交平台上這樣評價——

“這是我看到過的最好的講產業發展歷程的書了，沒有之一。”

我們只有一個心願：

酷玩實驗室記錄中國無數優勢產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過程，伴隨着中國產業升級的腳步一同成長，不是拿嘴説説的。

古人學問無遺力，

少壯工夫老始成。

紙上得來終覺淺，

絕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