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健勇：歐洲，中國不應失去的天然盟友_風聞

中國誤以為，只要搞定美國就可以搞定一切。殊不知，這種親美疏歐的策略，不但刺激美國不斷提高要價，更嚴重激怒歐盟。中國要實現自主發展，惟有對內推行開明的政治改革，包括重新引入社會主義原則；對外調整外交方針，以取信於國際社會。這其中重建中歐關係，應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歐洲是現代化的發源地，也是以平等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主義思潮發祥地。歐洲對於後發國家的中國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經濟上，歐洲歷來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技術來源地之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美國。以最尖端的航空航天產品為例，歐盟與美國在中國高技術進口中所佔比重幾乎平分秋色。其次，在戰略上，歐洲與中國不存在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歐盟的多極化外交理念及實踐，對中國尋求在冷戰後美國單極霸權秩序下實現和平崛起，至關重要。

再者，在思想和體制上，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統一大市場，對中國實現從粗放型工業化到集約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最終從依賴外國技術和市場的依附發展，轉向立足於國內市場、兼容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原則的自主發展，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意味着中國對西方的戰略價值急劇下降。打贏冷戰在極大程度上增強了西方通過推動經濟自由化和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從而在政治上改變中國的信心。這是歐美日在對華戰略目標上的共同點。區別在於，美國決不允許中國成為第二個德國或日本，歐盟的態度則有所不同。

一方面，歐盟對於“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美國日益滋長的單邊主義傾向存疑；另一方面，基於“民主和平論”，歐盟相信多個價值觀和政治文明跟它接近的新力量中心的出現，有助於對美國超級霸權（hyperpower）施行軟制衡（soft balancing），以此促進世界的持久和平穩定。在歐盟看來，一個從經濟自由化向着政治民主化自然演進、外交上負責任的中國，符合歐盟有關多極化的戰略預期。歐盟對於這樣的中國“和平崛起”樂觀其成。

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也一直倡導多極化，為此與一系列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但中美關係始終被視為中國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這就使得中國有關多極化的説辭流於形式。事實上，歐洲長期以來在中國的戰略視野中，只不過是在戰術上利用來應付美國壓力的一張牌而已。

戰略上漠視歐洲，表明中國對全球化時代的大國政治相對陌生，尤其是對歐美外交理念的差異洞察不足。中國對歐洲在關乎中國國運的入世談判上一再示好反應遲鈍，也就不足為怪了。1998年至2000年間，中國入世談判的進程驟然加快。中國急於加入世貿（WTO）的國內背景是，經濟改革和工業化均遭遇嚴重困難，決策者希望通過大幅開放國內市場，吸引外資大舉進入中國，促進經濟增長並增加就業；同時，希望通過將經濟自由化規則施行於國內，從體制上倒逼改革。

這一策略有一定合理性，但若因此而令國家喪失過多經濟主權則可能得不償失。這是因為此策略所引致的國家發展戰略，屬於一種非典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出口導向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市場開放）的結合體”，它與戰後東亞發展型國家推行的“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市場保護）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存在重大差別。

“外向型戰略”不適合中國

在後發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至關重要，所有後起的現代化強國（美德日為代表）均概莫能外。以美國為例，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由放任之國。美國不但推行過長達百年的高關税保護，更執行了沒有產業政策之名，卻有產業政策之實的具強烈經濟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家干預方針。美國學者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指出：“產業政策從來就不自外於美國傳統，產業政策就是美國傳統。”

對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來説，最佳發展戰略是在有限開放國內市場的條件下，強力推動國內大市場的建設，同時厲行政治改革，約束貧富分化，通過產業政策指引實現消費主導、創新驅動的自主發展。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長期發展必須靠內需。換言之，“外向型戰略”不適合中國這樣超級地理和人口規模的大國。對於14億人民來説，實現以共富為目標的自主發展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核心就是捍衞“發展利益”——亦即保有儘可能多的“政策空間”（policy space，指用於促進本國產業振興的各種產業政策工具）。但世貿的一整套規則，恰恰是要通過壓縮政策空間，否定產業政策和進口替代，來維護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優勢。因此，如何巧用國際經濟規則，力爭以最低的開放成本獲得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技巧，以促進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應當成為中國經濟外交的根本着眼點。

不同於美國，歐盟起初在入世問題上並不願意過分壓榨中國。歐盟認為，中國是個正在艱難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壓迫過甚，可能給改革者造成政治上的困難。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歐盟駐華外交官曾一再暗示中國——歐盟不是中國入世的主要障礙。遺憾的是，中國對此視若無睹，在1997年與日本達成非常有利的“市場準入”協議後，沒有立即啓動與歐盟的談判，進而鎖定談判成果，以此迫使美國就範。相反，卻反其道而行之，甩開歐盟，與要價最為苛刻的美國率先談判。

中國誤以為，只要搞定美國就可以搞定一切。殊不知，這種親美疏歐的談判策略，不但刺激美國不斷提高要價，最終迫使中國接受異常苛刻的條件，包括超出世貿規則的過度承諾，如“不得強制技術轉讓”，更嚴重激怒歐盟，後者轉而與美國密切合作，共同向中國施壓。歐盟及主要成員國甚至提出比美國更苛刻的條件。

入世後黃金十年反現法治大躍退

歐美最終在中國入世問題上密切合作，大大抬高中國入世的門檻，這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國在外交上運籌失當，既沒有保全自身重大發展利益，更加深了歐盟對中國“支持世界多極化”言不由衷的觀感。

及至2010年，歐盟發現，中國入世後的黃金十年經濟發展，非但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政治文明顯著進步，相反，卻出現著名法學家江平所説的法治“大躍退”（Great Leap Backward）；加之外交上誤判美國衰落而一度採行強硬姿態（2008年至2010年），歐盟由此在內部並與北約達成初步共識：中國已對世界和平構成最大威脅；歐盟和北約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阻止任何形式的中俄聯合。

中國對此趨勢的變化似乎並不敏感，國力的增強則又加劇了某種暴發户心態，最終體現在對歐政策上的極度勢利和短視：一方面，低估歐洲實力，對歐洲態度輕蔑，忽視價值觀對鞏固大西洋聯盟的作用，故而動輒誇大歐美矛盾，冀望從中漁利；另一方面，以不恰當的方式介入歐洲內部事務，試圖在成員國之間分化瓦解，以圖牽制歐洲。

這兩點——離間歐美和分化歐洲——尤其是後者，極易引發歐洲的反感。歐盟不但拒絕解禁1989年以來對華武器禁運，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更與美日聯手在世貿改革問題上，利用中國在“市場準入”上的過度承諾，推動世貿規則的修正，朝着更大力度的經濟自由化方向演變——這不但有礙中國的自主發展，更對整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利益構成重大損害。

離間歐美和分化歐洲成泡影

2019年3月12日，歐盟發佈《歐中關係戰略展望》，標誌着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已然定型。歐盟不再承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將中國明確定義為“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對手”。此一定位意義深遠，意味着中國在戰略上分化歐美，以圖制衡美國霸權的多極化夢想已成泡影。

2020年12月，歐盟主動向美國提議，成立類似冷戰時期巴黎統籌委員會的新多邊機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就阻斷中國獲取西方先進技術，在“出口管制”和“投資篩查”等諸多方面進行政策協調。是年底，歐盟與中國達成《全面投資協議》（CAI）。此協議被廣泛解讀為中國利用歐洲對“戰略自主”的追求，對歐美關係的成功分化。但事實並非如此！

如同1999年至2000年歐美聯手壓榨中國，CAI恰恰是緊盯年初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以“平衡市場準入”為由，逼迫中國就開放國內市場做出單方面的重大讓步。這兩大協議的共同點，就是否定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打掉“中國製造2025”，以此遏制中國崛起之勢。與美國相似，歐洲並不輕易放棄對中國市場的覬覦。由此可見，歐洲的“戰略自主”，絲毫不意味着在任何意義上成為被中國利用來反制美國的籌碼。

中國愈演愈烈的戰狼外交，加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曖昧立場，最終加強而非削弱了西方世界的團結，把歐盟更徹底地推入美國懷抱，尤其是讓已“腦死亡”的北約重新復活——這是中國在國際戰略上的重大失策。

亡羊補牢，是否為時已晚？此問題仁智互見。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積累大量矛盾，面對西方的技術封鎖和貿易脱鈎，依賴外需拉動經濟成長的粗放型工業化已然難以為繼。走向集約型工業化勢在必行，也是中國自主發展的基礎。須要指出的是，自主發展絕非閉關鎖國的代名詞，無論閉關鎖國抑或依附發展，均非國家富強之道。自主發展有賴於內需的培育和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中國要實現自主發展，惟有對內推行開明的政治改革，包括重新引入社會主義原則；對外調整外交方針，以取信於國際社會，這其中重建中歐關係，應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強調後者是因為歐盟是美國之外，國際經濟規則的主要制定者，爭取歐盟的信任，進而爭取歐盟對中國在維護自身發展利益上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含世貿改革），有利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是中國重大的國家利益所在。

一個致力於法治進步和民主轉型的中國，在外交上遠交近攻，與歐盟聯手推動世界多極化，不僅符合雙方戰略利益，也符合南北方國家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共同長遠利益。鄧小平生前曾斷言：歐洲是和平力量。交好“後現代”的歐洲，乃至幫助促進歐洲內部的團結，與其相互引為外援，理應成為中國理性的戰略選擇。

失去歐洲這樣的天然盟友，智者不為也！

作者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國際關係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