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濱問：為啥是南方小土豆？中國的南北差異真和農作物有關？_風聞

《國家人文歷史》

2024年01月05日 21:10:20 來自北京市

2024年剛一開年就出現了好多熱梗，其中最火的恐怕還得是爾濱了。“濱子”和“南方小土豆”的甜蜜故事，“東北粗糧”與“廣東細糠”的終極對決……細心地朋友可能已經發現了，最近這些網絡熱門話題，似乎都是圍繞着“南北差異”產生的。那麼，中國的南北差異到底從何而起呢？

哈爾濱熱搜。來源/新浪微博截圖

我們的故事要從一百年前説起。

一百年前，北歐的一些地質學家與植物學家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他們在低緯度地區的冰川沉積物裏，發現了仙女木的花粉殘留。

這讓他們大惑不解，因為仙女木是一種生活在北極附近的耐寒植物，幾乎從不在低緯度地區出現。在經過反覆的討論之後，他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這是否説明，在某段時間裏這個地區是如此寒冷，以至於仙女木曾在此處大量地生長？

冰川。攝影/Iurii Sokolov，來源/圖蟲創意

於是科學家們開始了自己的尋覓之旅。很快，他們就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證據都指向了這個猜想——在距今一萬兩千八百年左右的一段時間裏，地球曾發生過一次劇變。這次劇變甚至打斷了全球變暖的進程，讓地球温度驟降，並持續了近千年之久。迄今為止，人類依然未能完全搞清楚究竟是什麼變故導致了這次氣温的驟降，有人説是一顆或者多顆小行星的撞擊所導致的；有人認為是洋流的複雜變化所導致的；然而無論如何，人類這個種羣的命運永遠地被這次“新仙女木事件”所改變了——因為氣温的驟降導致了環境的變化與一系列大型生物的滅絕，原本以採集和狩獵為主要生存方式的智人為了適應這種變化，不得不聚集起來，開始嘗試進行農業生產。

南北之異，從農作物説起

生活在長江與黃河流域附近的智人，他們馴化了稻與麥。

南方吃米，北方吃麪，這幾乎已經成為了某種“刻板印象”。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馴化地區之一，長江流域誕生了一系列璀璨的早期文明，然而，當新仙女木事件的影響逐漸結束以後，地球的氣温再次回升，更北方的黃河流域卻忽然崛起，成為了早期華夏文明的中心。

炭化稻穀。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考古學家發現，在公元前兩千三百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這段時間裏，華夏文明從“滿天星斗”式的多點分佈，逐漸變成了“多元一體”的一家獨大模式。換言之，黃河流域在漫長的歲月中最終勝出，成為了華夏文明的中心。

黃河流域的勝出不是偶然的，除了水土等自然條件之外，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還是氣候。從中國近五年來的氣温變化曲線圖可以看出，商周時代的平均氣温要比現在高出二到三攝氏度左右，這意味着當新仙女木事件結束後，氣温的升高使得長江流域變成了一個酷熱潮濕並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曾有過一個概括性地記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

清"史記"印本。來源/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區數字博物館

一個“丈夫早夭”的地方顯然無法催生文明的發展與壯大，因此更北方的黃河流域在這場早期文明的競爭中勝出，便成了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從商周時代開始，諸侯們圍繞着中原大地便展開了激烈地廝殺，直到秦漢兩代，中國的北方始終都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絕對中心，而南方則變成了“打醬油”的角色。

這種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重合導致了人口和生產力的高度集中，催生了早期的大一統帝國，但同時也藴藏着前所未有的危機——不斷增長的人口一旦與突如其來的氣候變化迎頭相撞，則必將產生問題。

北方農人如何到南方種水稻？

從東漢末年開始，氣候的變化與接連不斷地戰亂導致了大規模地戰爭與饑荒。為了活命，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熟稔的家鄉，南下去尋找新的生活。然而雖然氣候的變化使得江南的天氣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難以忍受，可有一件事，卻成為了困擾他們的大問題。

那就是“如何優雅地種田”。

舜子耕田磚。來源/故宮博物院

這其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們經常能在教科書上看到這樣的説法：南下的移民們帶來了北方的先進生產技術。這話雖然不假，然而卻存在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那就是當時南北的種植環境，差異很大。

長江流域是世界上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裏，“火耕水耨、飯稻羹魚”乃是南方的普遍狀態。所謂“火耕水耨”，指的是在水稻播種前先燒荒，然後再進行播種；等到燒剩的雜草與水稻一起長起來之後，再將這些剩下的雜草割掉，並灌水令其腐爛，以起到自然肥田的效果。這種耕種方式與北方農民在旱田上的精耕細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對田地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下——由於需要時間來恢復地力，因此南方的農民往往是採用“輪種制”來進行耕作，一塊土地耕種之後就要休耕一年，土地利用率僅有50%左右。

南下的北方農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尷尬的狀況：自己雖然掌握了先進的耕作技術，然而這些技術卻大多隻適用於旱田，不適用於水田。因此大規模的北人南下雖然為原本人口較少的長三角地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卻沒能從根本上改良南方的水稻種植技術。大部分移民還是集中到了少數旱田較多的地區，北方移民在淮河流域大規模地進行小麥種植，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而更南邊的大片土地依然保持着自己原始的風貌。

不過無論如何，先進的生產力總算是被這些人給帶了過來，從魏晉之際時期算起，在南陳被滅前，大規模的北人南下前後發生過七、八輪。每次都有數萬乃至數十萬北人被迫的南下，這些人最終大多在南方紮根發芽，開枝散葉，而他們的生活習慣與飲食習俗也在逐漸發生着變化。在不斷的南北交流過程中，一些自然條件原本就比較優渥的地區逐漸成為了江南的菁華所在，《宋書》中對當時會稽一帶的描述是：

“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

中華民國中華書局印行《四部備要史部·宋書》。來源/武漢市黃陂區博物館

不過局部地區的高度繁榮還是不能遮掩當時南方整體欠發達的事實。而這種不均衡的發展狀態一直持續到了南朝末年。

只不過誰都想不到，日後南方竟然成為了大唐的賦税重地。

天有不測風雲，南方的好日子來了！

唐穆宗長慶二年（822），一場極其猛烈的沙塵暴襲擊了夏州，史載是：“飛沙為堆，高及城堞”，這意味着曾經被赫連勃勃贊為：“臨廣澤而帶清流……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原先水草豐美之地已經徹底變成了一片沙漠。而這，只不過是黃土高原環境惡化的一個縮影。

沙塵暴是地方環境惡化的一個縮影。來源/pixabay

從周朝開始，無數的人們就在關中平原上繁衍生息，這片土地早已達到了自己承載的極限。從漢末到隋唐，長安城的數次毀滅與重建耗盡了秦嶺的森林，而這又導致了水土流失的進一步加劇，從前沃野千里的關中平原到了唐代早已不復過去的風采，這片土地上產出的糧食已經很難滿足長安城的需求。因此從唐代開始，天子外出“就糧”（到糧食多的地方）便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其實，在唐代以前，人們便已經意識到了關中地區糧食短缺的問題了。

隋煬帝試圖修建運河，把富庶的東南地區與中央緊密地連結到一起，通過輸血的方式來維持帝國的長治久安，只可惜這個大膽地舉動反而成為了他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過漕運作為一種可行的思路，倒是被唐代皇帝給徹底發揚光大了——縱觀整個唐朝，漕運始終都是皇帝最關心的事務之一，唐代皇帝曾多次下大力氣疏通漕運，而東南地區的物資也逐漸成為了維持這個龐大帝國統治的必需品。

隋唐大運河路線圖。來源/紀錄片《大運河》截圖

然而有一點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依賴漕運和東南賦税，並不意味着南方的經濟發展程度就已經超越了北方，這主要是由於南方發展的不均衡所造成的。根據史料記載，直到唐代南方大部分地區的開發程度依然低到可怕，“火耕水耨”還是常態。然而江南東道與江南西道在經歷了長期的穩定發展後卻已經成為了大唐數一數二的繁華之地。

最妙的地方在於江南與河南、河北這些地方不同——後者雖然人口數量甚至還在江南之上，然而由於長期用兵，已經是民力疲敝。而江南不僅人口眾多，更兼身處東南腹地，四面無兵鋒之憂，因此這裏反而成為了大唐的賦税重心。

對中晚唐皇帝而言，如何保住東南賦税不失幾乎成為了他們能否與北方藩鎮抗衡的關鍵所在。有時來自南方的糧食甚至能夠決定他們的生死：唐德宗貞元二年，禁軍缺糧，幾乎要釀成兵變，關鍵時刻韓滉運米三萬斛入陝，德宗喜不自勝，聞訊之後跑回宮中跟太子説道：“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新技術導致了產能擴張

王朝對江南財富的渴求對農民們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然而好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再次南下的移民終於帶來了他們急需的技術——插秧。

耕織圖冊之拔秧、插秧（局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現代學者推測，從唐代開始忽然出現的水稻插秧技術可能源於《齊民要術》中所記載的“北土高原”採用的“復栽”技術。顯然，朝廷對賦税的渴望與農業生產技術的交流最終導致了水稻種植技術的提高。插秧技術的到來與土地連作制的使用令一塊土地每年都可以進行耕種，這讓江南一帶水田的利用率陡然提高了一倍。

只不過大家此時還不知道，這還遠遠不是精細化耕作的極限。

從北宋時期開始，中國就進入到了一個“相對低温”的狀態之中。這對本就水土流失嚴重的北方來説無異於雪上加霜，然而對南方來説，卻意味着環境變得更適宜居住了。南北雙方的經濟發展差距在大自然的偉力之下開始逐漸縮小：宋代由於氣候變化，北方許多水田被改為旱田，很多地方由一年兩種變成了兩年三種；相比之下，南方的畝產量則有了長足的進步。而靖康之變爆發後，再次的大規模南遷更是直接刺激了江南農業的發展，只不過這種進步最大的動力來自於人們的食慾。

靖康之變爆發後的北人南下規模之大，幾乎超過了這之前的任何一次南遷。這些人不僅帶來了北方的典籍制度，也一併帶來了北方的飲食習慣，那就是——麪食。

蘭州牛肉麪。來源/pixabay

“淮民避兵，扶老攜幼，渡江而南，無慮數十百萬。”

這樣大規模地北人南遷已經超出了江南地區原本的承載能力，更不用説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之後，江南早就已經是大宋一等一繁華的地區了。因此南宋朝廷無法簡單地效仿永嘉南渡後南朝政府的做法，強行在江淮一帶推動小麥種植。然而人民羣眾對面食的渴望卻是無窮的，據史料記載，南宋初年，由於大批北人南下後對面食的需求陡然增大，一度曾導致江南小麥飆升至“天價”。這不僅對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更重要的是讓南遷的大宋官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很快，一種新的耕作方法就應運而生了。

那就是“稻麥複種”。

所謂稻麥複種，就是利用水稻與小麥的耕種季節不同，在一塊土地上分別安排水稻與冬小麥的種植。這樣一來，一塊土地每年便可以收穫兩次，土地利用率直接變成了200%。這種耕作方式對人力和肥料的要求都極高，然而我大宋官家自然是樂見其成的，宋孝宗在淳熙七年甚至下旨要求各地長官“勸民種麥，務要增廣”。於是在官府的努力下，來自最高統治者的意志直接推動了江南經濟的再度發展。

宋孝宗趙昚《草書後赤壁賦卷》。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稻麥複種是一條高度依賴精細種植的耕作之路。從最直接的角度來説，雖然土地利用率變成了200%，可問題在於土地的肥力卻不會一併翻倍，反而會不斷下降。這使得江南地區對肥料的渴求達到了近似病態的地步。《陳旉農書》説南宋時人：“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稿落葉，積而焚之，沃以糞汁，積之既久，不覺其多。”不過這還不算是最誇張的，《王禎農書》裏甚至有“惜糞如惜金”的説法——將大便跟黃金掛上了鈎，真是讓筆者有點哭笑不得的感覺。

極端地精細化耕作帶來的結果就是畝產的直線上升，而在農業社會，這往往就等同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快，“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便廣為人知，到了明代，高度發達的南方經濟甚至促使生產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革——明代蘇松嘉三地由於紡織業的高度發達，導致許多家庭出現了“不農之人”，完全靠織布買米為生，這在商品經濟不夠發達的地區，幾乎是無法想象的。

最終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

在經過了近千年的發展之後，長江流域終於再度崛起，成為了每個大一統帝國都無法捨棄的經濟重心。而曾經輝煌過的華北平原與西北高原，反而成為了江南人士眼中的“貧瘠之地”。不過許多來自南方的官員也意識到了這種長期依賴漕運從南向北進行輸血的發展方式終究是有極限的，因此在明清兩代，不斷有出自江南的官員奔走呼號，要求在華北種稻墾荒，以減輕江南負擔。

在經過了近千年的發展之後，長江流域終於再度崛起，成為了每個大一統帝國都無法捨棄的經濟重心。來源/遼寧省博物館

平心而論，這些人的觀點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江南的發展程度極高，然而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依然困擾着南方。宋人筆記中經常可見：“閩浙之邦，土狹民稠，田無不耕”，而“潮之為郡，土曠人稀, 地有遺利”之類的描述，按照《文獻通考》的數據計算，兩浙地區一度集中了宋朝17%以上的人口。到了明代，江南、浙江與江西三省甚至集中了全國50%的人口！而與人口幾乎呈正比的則是可怕的賦税規模：洪武年間，大明共徵米麥兩千九百萬石，而浙江一省三府就要負擔七百四十萬石以上！

一方面是極為沉重地賦税，另一方面則是華北等地在連年戰亂之後荒地無數，人煙稀少，因此不少南方出身的官員都試圖反過來將南方的先進農業生產經驗介紹到北方來，以提高北方糧食產量，減輕江南壓力。只可惜已經習慣了粗放式生產的北方農民在面對這些來自南方的精細化耕種技術時表現得水土不服，最終這些嘗試幾乎都是無疾而終。

過去的學生變成了老師，而以前的老師變成了學生，最終雙方卻沒有能夠像當年一樣教學相長，這不能不説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