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事件和 “97%”的欺凌防治，從捱打和撿耳朵中得出的治理經驗_風聞

2021年3月19日，新華網轉載了《半月談》的一篇文章，文章題目是《97%的校園欺凌沒有被看見，揭開校園欺凌的水下“冰山”》。文中談到了校園欺凌的複雜與治理所面臨的複雜局面，也提出了一些治理措施。

其實2016年，教育部等9個部門就印發了《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2017年，教育部等11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2021年，教育部印發《防範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工作方案》，但防治中小學生欺凌的長效機制並沒有形成，合力構建最陽光、最安全校園的目標仍難説達成。

這裏先講講自己的兩段親身經歷，看看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防治到底難在哪裏！

一、被抓破的頭皮與校車下的媽媽

我先講一講自己捱打的親身經歷。

2000年的時候，筆者在洪湖一中工作，當時一名借讀生入學後每天早晨睡懶覺，作為班主任我只好每天去學校寢室找他。第三次的時候他就不耐煩了，躺在牀上扭過頭對我説：“老子在武漢讀初中時，和一羣人拿刀砍人，報紙上都報道過的，你要是在那裏會不會被嚇尿？”

那時我還沒成家，也懂一些心理學知識，我沒有激怒他，每次找他都是站在他立場上幫忙分析，後來這孩子就慢慢進步了。兩個多月後的一天，他卻和化學老師在課堂打起來了，化學老師其實也曾經當過我的老師，當時就警告我必須把這孩子弄走，否則這個班的課他就不上了。

我把這位姓萬的孩子帶到辦公室，給了他一個凳子坐下（可以參看我的文章《“凳子”上的突發事件處理三原則》）。我和他聊了半個小時，達成協議讓打架雙方先冷靜一下。然後我通知孩子媽媽過來，可是這位媽媽接到孩子就開罵，孩子和她走到新校區門口，就直接往田野裏跑了。這位媽媽嚇着了，通知當老闆的丈夫趕快從武漢趕回來。

當天下午在年級組辦公室，孩子的爸爸找到了我，剛開始他還挺平靜，對我對孩子的關心教育也表示了感謝。不一會孩子的媽媽來了，情緒失控在辦公室裏哭，大老闆丈夫聽説孩子還沒有找到，也情緒失控開始威脅我，聲明事情已經報到市政法委，孩子叔叔是政法戰線主要領導。孩子媽媽聽丈夫的語氣變了，衝過來就抓住我的頭髮，抓破了我的頭皮，還警告説孩子要是找不回來我要賠命。

我全程坐在辦公桌前，沒有動手也沒有説一句話。18歲參加工作，我已經有多年工作經驗，雖然中途去讀大學，但在社會經驗上已經算是老江湖了。我帶的這個次重點班裏，説起來分班的時候是平均分配，其實冒名頂替的學生都不止一個，裏面可謂水深得很。我開學第一個月查出這些的時候，就已經聽聞有人對我恨之入骨，還有好心的保安提醒我小心些。

在我被這位媽媽抓之前，在這所省級示範高中裏，期中考試時一名地理老師、一名語文老師（孕婦）監考被學生打，都沒有得到處理。我很清楚作為老師，其實是社會上的弱勢羣體。

這個姓萬的孩子因為身上帶的錢不多，在網吧裏呆了幾天就聯繫了家長。孩子找到後，事情的局面就變了，這家人知道我也算不錯的老師，就找了市政法委、教研室多個領導施壓，一位姓陳的副校長找我，説孩子之所以跑是因為我説過要開除他，我處理問題方式不合理。我很清楚這是在潑髒水，堅決地否定了這些説法。後來孩子的媽媽找到市一中老校區，清晨提着水果在校車下堵我，我在同事幫助下躲開了這位母親。

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因為多個老師被打，老師們對學生不被處理都很不滿，學校的周校長、楊書記很有骨氣，而我身上也實在找不出問題可抓。這孩子出事後再沒有來學校，聽説又轉到其他學校了。這孩子本質不壞，如果不發生這件事應該是可以轉化的，他的成績其實已經進步了。

兩年後我調到武漢工作，聽説洪湖一中後來幾年沒有學生打老師。

而那位身心嚴重受傷的女老師，和丈夫一起調到了珠海。那對夫妻真的是很優秀的兩位語文教師。

二、社會青少年防欺凌治理到底難在哪裏

覆盤我經歷的這件事情，其實防治校園欺凌有個最大的問題——誰有能力和資源去處置欺凌者？

校園裏領導、老師們誰敢挺身而出，那麼誰就是拿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為公序良俗的建立做貢獻，當事人不會有什麼收益。我們的社會懲惡獎善的機制並不完善。

再想想去年鼠頭事件中的江局長，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一位局長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他怕得罪大眾還是食堂運營方？比對比對三鹿奶粉事件，保護作惡者是在改善營商環境還是摧毀營商環境？

再深入思考思考，掩飾非法的根源是什麼呢？嚴格執法社會受益的動力機制有沒有？

我國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防治也同樣如此，因為缺乏對基層的深入調研，不清楚解決問題的堵點、難點，不少頂層設計都是保障缺、落地難、操作難。

首先是法律界定“空”：《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義務教育法》三部法律，其中都未明確界定校園欺凌。

其次是法治環境“亂”：有少數法律從業者立場不正，從業不是為了社會公平正義，而是唯利是圖、維權是瞻，在偵破階段、起訴階段就站在嫌疑人立場，還沒進入庭審階段就搞什麼“疑罪從無”，把保護守法者的初衷扭曲成法治不作為，誰有勢力站誰的立場。

其三是教師懲戒“難”：2020年出台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教師具體該怎麼實施懲戒，其實並不明確。一些基層的實施只能是以文件落實文件，紮紮實實走過場，辛辛苦苦鬧形式，最終成為一場沒有受益者的表演。

其四是校外教育“缺”：在《97%的校園欺凌沒有被看見，揭開校園欺凌的水下“冰山”》一文中，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思寧認為，校園欺凌的施暴者一般是家裏無人管教的留守兒童，還有一種是家庭有權有錢的。這兩類兒童其實都是“精神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當然沒人管教，或者父母在身邊但有養無教。

三、用全員視角、動能充足的機制化解欺凌和極端事件於未萌

這幾年來，為了應對二胎放開後的小高潮，不少地方建設了一批公辦幼兒園，結果建成後高潮已過，少數園建成就開始招生困難。這種局面出現的主因，就是行政決策缺乏預見和系統考慮：往往上層拍腦袋，基層搖腦袋；上層覺得下層沒能力，基層覺得領導瞎指揮。

今年本區某學校曾發生過一件事。一天學校放學後，一位女老師因為有物件落在辦公室，回來拿的時候看到樓頂上有一個女生，很像是準備要跳樓的樣子。這位女老師很有經驗，迅速通知了年級和校領導，自己及時進行了處置，後來學校又派人去家訪，安排心理教師持續跟蹤，終於挽救了一個學生。

從這個案例來看，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防治，重在打造全時段廣域視角，做到提前發現與防範。任何不良的人和事，一旦置於陽光下，就不會繼續發展，並且多的是挽救的辦法。

筆者近年來從事教育系統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根據筆者幾年來同學校管理者、部分家長的交流看，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防治，要做到提前發現與防範，必須整合公安、家長和學校三方資源，同時可以與中央文明辦主抓的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

在所有的吃財政飯的單位中，都有要求參加志願服務的義務。而在公辦學校裏面，教職工都有參加志願服務的要求，而教師的志願服務，最實在的是做好社區的“四點半學校”、“留守兒童家訪”、“預防青少年欺凌治理”等助學支教項目，具體來説可以遵循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人員等規律，設置動力充足的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關愛防治體系。

學校在“中國志願服務網”上註冊以學期為週期的“青少年防欺凌治理”志願服務項目，參與志願服務的教職工、家長，家長志願者上學路上看到欺凌事件拍一張照片，學校教師上完課走到廁所、操場、樓頂轉一轉，拍一拍照片，照片都上傳到“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防治警校家聯動羣”裏，學校值班領導做好統計，每月上傳參與者的志願服務時長，時長作為師德考核和績效考核獎金髮放的重要依據之一，將對教師和家長的評比數據化、過程化、透明化。

這種操作模式的特點，就是可以很高效、輕鬆地建立全時段、全校園（含周邊）、高動力的青少年欺凌和極端事件防治網絡，把關愛青少年做實做細，將所有問題提前發現提前介入，將欺凌和極端事件放在陽光下消滅於未萌。

當然，當前某些地方還安排有各類黨員下社區志願服務項目，可惜一直以來形式主義嚴重，增加基層負擔還助長弄虛作假的風氣！體制內的大概都知道，這種項目除了統計數據報給領導好看，深究起來有可能作用是負的，畢竟新冠疫情已經總體上過去了，不妨停止這些項目把社區黨員力量整合進來讓社區也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