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社交媒體神話與民粹主義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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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神話與民粹主義

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

對世界而言，2024年是一個重要的選舉之年: 預計將有五十多個國家舉行全國性投票，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美國之類體量龐大但已創傷累累的民主國家。人們普遍擔心，被人工智能進一步武器化的社交媒體將在這些選舉中扮演破壞性角色。

自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評論家就擔心技術可能要毀掉民主。的確，社交媒體能有益於野心勃勃的獨裁者。今天，民粹主義者尤其懂得社交媒體，以之作為與民眾直接聯繫的一種方式，繞過了前互聯網時代政黨對他們的行動會有的限制。他們還能獲益於迴音室，這種效應強化了一種感覺，即：民眾整體上一致支持某位民粹主義領導人。

但社交媒體並不天生就是民粹主義的。而且，假如民粹主義者今年表現良好，那不是因為沒有阻止他們的工具或策略。

為對抗民粹主義，民主國家需要政治意願。它們不只必須推動更優質的平台設計和監管，還必須行動起來，強化一些人認為完全過時的機構：有能力約束那些威脅民主的領導人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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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每一次媒體革命都導致了道德恐慌: 印刷媒體據説激發了宗教戰爭; 廣播給世界貢獻了阿道夫·希特勒; 電視成就了麥卡錫主義。今天精於世故的觀察家們仍在反覆唸叨的這些看法，沒有一個完全錯誤。但在每一個案例中，技術決定論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以下假設也是如此：新媒體將賦權於非理性的大眾，他們心甘情願被善於蠱惑民心的政客所誘惑。

最初，人們滿懷樂觀，歡呼社交媒體的到來。在那個人們現在覺得截然不同的時代，民主推廣者轉向Twitter (現在被稱為X)和Facebook，視它們為助力世界各地民眾反抗獨裁者的工具。但正如“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那樣，熱情蜕變為了悲觀。2016年，歷經英國退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雙重打擊後，恐慌接踵而至。自由派評論員很快就找出了他們所認為的那兩大全球民粹主義災難的罪魁禍首：社交媒體和迴音室，尤其是後者。自由派不只從歡呼轉向嘲笑，還沉溺在了對記者負責任把關的所謂黃金時代的懷念之中。輿論的大幅波動和對過去的理想化，昭示着我們在理解新媒體時尚未找到方向。

今天的社會科學家比2016年的知道的多一些: 過濾氣泡(即由算法構造的在線迴音室)確實存在，但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普遍; 它們並不是極化的主因，儘管有助於更迅捷地散佈虛假信息和宣傳; 我們的線下生活在很多方面沒有線上生活多樣化。

社交媒體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使得政治領導人可以與潛在的擁躉發生看似直接的聯繫。這對民粹主義者尤其有用，他們聲稱只有他們才能代表他們通常所稱的那些“真正的人民”。這暗示，所有其他權力競爭者都不代表人民，因為，正如人們慣常的指控所提到的那樣，他們是腐敗的。還暗示，一些公民根本不屬於“真正的人民”。想想特朗普，他抱怨他的批評者不只在政策上錯了，而且“不是美國人”，甚至——如他在去年退伍軍人節集會上所説——是“害蟲”。是故，民粹主義的要害不只在批評精英。畢竟，找有權勢的人的麻煩往往合情合理。相反，問題的要害在於將一些人排除在人民之外: 政黨政治層面的其他政治人物，以及公民層面的整個羣體（通常是已經很脆弱的羣體，如印度的穆斯林）。

這種看似直接的聯繫是政黨衰落的成因之一。民粹主義關乎否認並最終摧毀多元主義; 運轉良好的政黨可以反擊這一點，並約束民粹主義政治企業家。一些國家甚至通過法律要求政黨擁有內部的民主架構。(在去年11月的選舉中，荷蘭激進的右翼民粹主義者海爾特·威爾德斯領導的自由黨贏得了最多席位，但因威爾德斯是該黨的唯一正式成員，自由黨在那些國家就是不被允許的。)當然，政黨團結了忠誠的黨徒。但就他們共同接受的原則應當如何轉化為政策，黨徒之間往往意見不一。各政黨內部形成對其領導層的合理反對，這沒有絲毫不可理喻之處，而且事實證明，反對意見在遏制領導層方面往往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等民粹主義者以高度獨裁的方式管理他們的政黨，是有原因的。

可以肯定的是，社交媒體營造的直接感是一種幻覺。畢竟，社交媒體只是居間的媒介。但無論多麼具有誤導性，未經過濾的偶遇政治領導人的可能都承諾了真實性和一種聯繫感，這種聯繫感以往只有在比如黨的會議或羣眾集會這樣的特殊時刻才能獲得。政治理論家娜迪亞·烏爾比納蒂(Nadia Urbinati)為這一關係提出了一個聽來自相矛盾的術語“直接代表”（direct representation）: 站在公民和他們的代表之間的不論任何人，似乎都已消失了。

動員人們投票的工作過去是不同的。如政治學家保羅·肯尼(Paul D. Kenny)在其著作《為什麼是民粹主義》(Why Populism?)中解釋的那樣，在社交媒體時代到來前，動員有賴於庇護主義（clientelism）或組織良好 (更直白地説: 高度科層制) 的政黨。政黨和候選人向支持者承諾了物質利益或行政職位方面的好處，以換取選票。這是昂貴的，而且假如政治競爭加劇或更多權力掮客加入競爭，代價將急劇上升。維持科層制的政黨一樣昂貴。必須為黨的幹部支付報酬，哪怕他們可以指望理想主義者的志願工作，那些人會犧牲他們的週末去散發傳單，或挨家挨户進行遊説。

如肯尼指出的那樣，社交媒體降低了動員成本，尤其是對特朗普這樣的名流候選人來講，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流行文化信譽。過去，當印刷媒體和電視佔據主導地位的時候，政黨的戰略家會花費巨大代價搭建好宣傳反饋迴路; 如今，反饋迴路是由那些希望為了利潤而最大限度參與的公司免費搭建的。

正如同打理網紅，政治家的在線出場也有賴於持續進行管理，所以這並非完全沒有成本。特朗普可能自己寫下推文，犯下拼寫錯誤，等等，但其他人必須付錢給精通技術的團隊。社交媒體可能對那些已經將政黨視作營銷某種人設而非設計政策的工具的人最有效。以意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為例，1990年代，他的公關專家為他創辦了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 ，並像一家足球迷俱樂部和商業企業的融合體那樣組織這個黨。貝盧斯科尼在2022年意大利大選之前加入TikTok ，並非偶然(哪怕他試圖吸引的年輕人或許已經發現，他的表現——正如年輕人會説的那樣——令人難堪)。

最成功的政治家可以同時利用這兩種支持形式。例如，坐享巨大個人崇拜的莫迪，已從一個擁有科層制機構、黨員數量龐大的政黨中脱穎而出，並可以依靠忠誠基層黨工的免費勞動。不過，他一樣擁有一批網絡追隨者，在網上，他可以作為一名超越黨派政治的名流展示自己。

一旦民粹主義領導人建立了直接聯繫的假象，他們就會發現，聲稱職業記者之類傳統媒介扭曲了政治家的信息，進而詆譭他們的聲譽，要更容易一些。這可能轉化為更少的多元辯論，並減少記者提出不方便問題的機會。莫迪和歐爾班已有多年沒有舉行過真正的新聞發佈會，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都婉拒參加選舉前的辯論。特朗普拒絕與目前的共和黨候選人一起登台，看上去是一場冒險的賭博: 正如候選人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試圖指出的那樣，這位領跑者似乎懼怕與其他候選人對壘; 此外，他正在失去一個充分展示自己令人難忘的貶低技巧的機會。但特朗普正照搬獨裁者的劇本: 置身選戰之外，把自己描繪成民意的獨特化身。假如你已經告訴你的支持者，其他每個人都是腐敗的，或者至少，完全不代表他們的觀點，為什麼你還要下作到與他們同場競爭呢？ 

因之，過濾氣泡可以幫助民粹主義者推銷他們的核心產品: 團結在民粹主義領導人身後的同質民眾之説。旨在增進與志同道合的用户接觸的算法管理會放大這一動態。平台通常會建議用户觀看或點擊下一項內容。例如，任何在 X 上搜尋歐爾班的人都可能找到五花八門的極右內容。我最近查看他的賬户時，X向我展示了來自俄羅斯外交部，和美國總統參選人、陰謀論理論家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的推文。

誠然，這些在線氣泡並非在真空中形成。在美國，許多人確實生活在一個極右氣泡中，哪怕是《華爾街日報》之類中間偏右的媒體也絕不接觸。但這一氣泡並非Facebook 或 X 導致的。正如哈佛大學社會科學家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樣，1990年代，右翼有線電視新聞和電台談話節目的巨大成功塑造了這一氣泡的輪廓。社交媒體剛剛登上了那一基礎設施的頂端而已。假如社交媒體自身成就了一個陰謀論和仇恨永遠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那麼我們在每個國家都會見證同樣的結果，但我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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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必須徹底整飭平台的治理方式，使民粹主義者更難於以有利於他們自身的方式利用平台。當前形式的社交媒體存在的一大問題是，將太多力量賦予了太少人。平台力量，即對在線與他人聯繫方式的控制，是當今不受約束的巨大力量。如社會科學家邁克爾·西曼(Michael Seemann)所論，平台力量源自允許或拒絕用户訪問平台的能力，而拒絕用户訪問平台的實現，要麼是通過徹底的禁令，要麼是通過在線水軍的侵擾。

正如埃隆·馬斯克在Twitter上進行的改變所表明的那樣，那些控制平台及其基礎性機制的人可以操縱在線話語。自2022年接管該平台以來，馬斯克不只武斷地凍結了一些記者的賬户，還弱化了內容審查方面的規則和人員配備。隨着馬斯克在X上恢復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其他仇恨煽動人士的賬號，變性人等少數羣體受到的保護越來越少。

在半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像馬斯克這樣反覆無常的寡頭幾乎可以單槍匹馬地治理平台。在走向獨裁統治的國家，國家本身就可以成功地施壓平台，要求其服從自己的命令，印度針對Twitter正是如此，該國迫令這家平台屏蔽了政界人士、活動人士甚至英國廣播公司。在徹頭徹尾的獨裁國家，政府正在完善社會科學家瑪格麗特·羅伯茨（Margaret Roberts）所稱的摩擦和淹沒技術。獨裁政權不再像傳統的專制統治那樣，僅僅仰賴大規模鎮壓制造的恐懼感，而是用信息“淹沒”互聯網，以分散用户的注意力，並利用有意為之的技術故障(“摩擦”)使公民更難訪問某些網站。這些政權知道，內容審查可以吸引人們關注醜聞內容; 真正有見地的人則會讓這一類內容消失。這樣的技術在中國隨處可見，監視技術也是如此。野心勃勃的獨裁者，包括在民主國家爭奪權力的右翼民粹主義者，無疑會試圖複製這一套技能。

誠然，你不能阻止民粹主義者在線建立他們自己的反公共力量，就像你不能也不應該妨礙政黨召集它們自己的追隨者。集會和結社自由意味着，志同道合的民眾完全有權與有同樣志趣的其他人攜手並肩。比如，人們不會希望當局開始關閉致力於賦權少數族羣的安全空間，僅僅因為他們碰巧不夠多元化。通過在網絡生活中注入觀點的多樣性對抗網絡同質性，這一構想用意良善，但不切實際。例如，法學家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推薦了“意外收穫按鈕”，它大有可能是這樣的: “既然你正在點閲女權主義的觀點，那麼點閲一下反女權主義的觀點怎麼樣?”

對網絡政治生活更細緻入微的看法並不意味着民主國家必須寬容對仇恨的煽動。平台設計可以有不同: 正如政治學家詹妮弗·福雷斯塔爾(Jennifer Forestal)所展示的那樣，比起 Facebook 羣組，Reddit形成了更多樣化的對話。Reddit 允許組建社區，但維持了其子板塊（subreddits）之間邊界的可滲透; 還賦權於版主和用户，都遵守在線社區商定的規則。

內容審查尤其應該是強制性的，就像在德國那樣，而非像馬斯克這樣的平台控制者有權分配的一件奢侈品。內容審查可以被濫用，但任何控制媒體力量的企圖都是如此。(誹謗法可以——而且正在——被不民主的行為者利用，但那並不意味着我們應該完全摒棄它們。)為預先組織這種情況發生，內容審查必須儘可能透明，並接受適當的監督; 算法的“黑匣子”理當至少向研究人員開放，以便它們能夠幫助決策者理解社交媒體平台的管理方式。這聽起來像是白日做夢，但通過最近的《數字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數字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歐盟一直在追求這些目標。因Facebook未能遵守隱私法規，《數字市場法》迄今已阻止其在歐盟國家內發佈模仿X的產品Threads。

立法和教育將是民主國家的重要工具。社交媒體商業模式基於通過提供越來越極端的內容將參與最大化，並不超出政治監管的範圍。民主國家還應在講授媒體素養方面投入大量資源，這種事情，許多領導人在抽象層面上加以肯定，但就像公民教育一樣，最終總是被無視，因為對全球經濟競爭而言，數學之類“硬”科目被認為更重要。尤其是，民主國家絕不能孤立對待社交媒體。假如它們通過重振地方新聞業、監管政黨等方式，培育出一種更健康的媒體格局，那麼民粹主義者將更難取得成功。

（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近著為Democracy Rules。本文原題“The Myth of Social Media and Populism”，見於《外交政策》2024年冬季號，上線於2024年1月3日。超鏈接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機器初步形成的譯文有校閲。）

《外交政策》2024年冬季號封面